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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服务业与产业升级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发表于 wangchaoyang

        2012年9月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简称“经济学部”)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简称“财经院”)和辽东学院承办、上海鹏欣集团协办的“现代服务业与产业升级学术研讨会”在辽宁省丹东市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佳贵学部委员、李京文院士、杨圣明学部委员、汪同三学部委员、金碚学部委员、夏杰长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陈宪执行院长、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任旺兵研究员、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林木西院长、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刑天才院长等专家学者莅会并发表演讲;中共丹东市委书记戴玉林、辽宁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常卫国、辽东学院校长郭永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分别由财经院院长高培勇学部委员、经济学部秘书韩朝华研究员、辽东学院副校长谷义、财经院院长助理夏杰长研究员主持。本次会议围绕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意义和研究要点、工业化环境中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服务业发展的行业问题与区域问题等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来自相关政府部门、高校、企业的代表共150余人参加会议。

        一、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转型升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经济学部主任陈佳贵研究员从经济发展阶段入手,对三次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和服务业发展前景进行了说明。他强调,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是经济发展水平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重要表现,反映了三次产业在经济结构中主导地位的依次更替,表明了从农业经济国家向工业经济国家转变,进而向服务业经济国家转变的国情变化。从历史经验来看,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工业化进程密不可分。世界工业化进程最早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第二阶段以美国为代表,包括法国、德国、俄国等,其中美国1884年的工业生产比重已超过农业,1890年其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一;第三阶段是亚洲“四小龙”,其工业化进程大致始于二战后,已成功实现或基本实现工业化。相比之下,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尚未实现工业化。
        陈宪教授从里夫金对工业革命的重新定义和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对数字化革命的集中阐述入手,重点探讨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系,里夫金从能源机制角度重新定义了工业革命,认为不同于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以化石能源为主导,第三次工业革命则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将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结合起来,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新的基础设施,由此将带来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陈宪认为,必须关注产业融合、服务化、现代产业体系这样三个重要的特征性事实,并把握产业转型升级意义上的发展内涵。他概括性地提出三点内容:(1)产业发展从来都不是“二分法”的,但是,“二分法”至今深刻影响着决策者的思维;(2)人类的需求进化和技术创新共同决定着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3)产业转型升级是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同时转型升级。

        二、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意义和研究要点
        李京文院士从中央提出的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的方针入手,强调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对此,一是要加强开展对现代服务业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明确定义和内涵。目前使用的定义本质上都强调现代服务业是由社会进步、专业化分工等因素形成的,具备智力密度高、环境污染少等特征,但还需要深入研究,统一认识。二是要对其重大意义继续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未来世界竞争的关键点。长期以来,我国对服务业不够重视,目前虽有改善,但并没有根除这种观念,特别是在一些地方领导的观念里,这需要进一步研究和阐述。应该认识到,现代服务业是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
        杨圣明研究员提出,要研究关于服务业的五种内外关系问题。一是服务业与农业、工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辅关系。从三次产业结构演变来开,二战后,美国服务业比重超过农业和工业。在我国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中央建议在个别有条件的大城市,实行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但从全国范围来看,服务业为主还没有实现。二是服务业与农业、工业内在的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和互相影响的关系。以前发展产业是孤立的观点,片面强调某一类产业的发展;现在应该提倡三者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发展;忽视服务业,工业和农业也搞不好。三是服务业国内发展与国外发展的关系。有关服务贸易的数据表明,目前我国服务业相对还较为落后。四是服务业内部为生活服务和为生产服务的关系,即消费性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关系。五是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关系。传统行业比如运输业、旅游业,现代服务业比如金融、保险、电讯、物流、电子商务等。

        三、工业化背景下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研究员阐述了工业化与服务发展的关系。他首先对如何认识和计量工业与服务及其比重结构进行了探讨,强调“产业结构”的真实世界首先取决于概念定义,然后取决于采用什么统计指标和统计口径。计算表明,中国服务业的真实规模和比重显然被大大低估,即真实的服务活动显著高于其统计表现。他认为,工业与服务业不同的经济学性质决定了工业是经济增长的主力,服务业比重的提高,部分是真实服务活动的增加,部分是价格体系的变化(制造业产品价格下降,服务业价格的上升)。至于二者的关系,其一,工业孕育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表现为服务业产生于工业分工和产业链分解,服务业增长是工业产品和工业技术的运用,制造文明是现代服务业效率和品质的物质和社会心理基础;其二,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必然是服务业的长足发展,因为一方面,工业效率的不断提高是服务业更大发展的基础,而服务业也能够支持工业效率的更大提高;另一方面,随着增加“快乐”的物质成本越来越高,人类的“快乐”感将更多依赖于服务业,特别是精神产品服务业。
        财经院院长助理夏杰长研究员明确提出“以服务业集群促进制造业集群升级”。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其理由在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支持;生产性服务业能够降低制造业交易成本,提升制造业的效率,提升产业和企业的创新能力;同时,生产性服务业还是提高工业产品附加值的主要途径。至于以服务业集群策动制造业集群升级的路径,现实的选择是,可以通过在制造业集群低端发展路径中逐步加入高端功能性的服务要素,摆脱跨国公司通过GVC的治理机制对发展中国家本土制造业集群的功能锁定,并沿着价值链逐步攀升。要促进服务业集群发展,则需要着力打造促进集群企业非主营业务外置化的环境,实现服务集群资源在更大区域内的配置和共享,并选取部分服务业集聚区进行财政投入与税收优惠支持的试点。
        在演讲中,陈佳贵研究员还指出,从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国际经验看,在工业化阶段有两种类型:一种以德国为代表,德国从工业化初期到完成工业化这个阶段,三次产业结构始终是二、三、一的类型,只是到了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才变为三、二、一的结构;另一种以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为代表,虽然进入工业初期以后,第二产业的比重逐步增加,并超过第一产业,但始终是三、二、一的结构。陈宪教授也认为,以上海为例,我们可能不是简单地以“上海创造”、“上海服务”取代“上海制造”,而是要将“上海创造”、“上海服务”嵌入“上海制造”,这可能比较符合第三次产业革命及产业转型升级的本来要求。

        四、服务业发展的行业问题与区域问题分析
        汪同三研究员就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问题提出两点思考。其一是关于金融业,他认为金融发展的重要目的之一,应该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特别是非储蓄型金融财产性收入;发展现代服务业一个重要任务是,如何通过发展金融来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使一般意义上的富人金融学变成大众金融学。其二是关于创新,他认为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于提高效率,特别是在资源制约的条件下提高效率;在政府主导型和市场(企业)主导型两类科技创新中,企业应该是科技创新的主体。
        金融业是现代服务业的代表性行业之一,刑天才教授探讨了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当前存在的困境和未来发展前景。这其中,金融业发展的困境涉及到金融领域的悖论现象、长期实行的货币政策、银行业高盈利时代或将过去、民间资金“炒”时代大势已去、地方债再次启动令人担忧、资本市场等内容。至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前景,一是供应链金融给银行业创新提供新思路;二是基于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未来可能形成一个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运行机制,可称之为“互联网直接融资市场”或“互联网金融模式”。
        林木西教授以“加快东北东部经济带和‘通边达海’物流通道建设”为题介绍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中的东北振兴、加快东北东部经济带建设和加快“通边达海”物流通道建设等内容。此外,上海鹏欣集团方征炜总裁助理介绍了“水游城”这样以第五代商业为核心的城市综合体如何缔造城市价值;丹东服务业委员会副主任孙波介绍了丹东服务业的基本情况,提出了发展中面临的困惑,并重点从统计的角度对服务业发展进行了说明。任旺兵研究员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应,他强调,服务业是产业优化升级战略的重点,生产性服务业是转变产业升级的核心,现在国内服务业体制不健全,发展水平不高,所以需要政府的扶持;但是,地方服务业发展需要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对接和协调。国家通常会制定政策的大原则和发展思路,而地方落实相关政策存在一个认识的问题,认识的正确与否是十分关键和重要的。
        财经院院长高培勇研究员在大会的总结发言中指出,当前形势下,研究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问题正当其时。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中国经济,现时都面临着两难的抉择,其一是总量问题,即如何保增长;其二是结构问题,即如何实现优化。调结构的重点在于服务业,这需要深刻转变体制机制,而体制机制变革是需要澄清认识和凝聚力量的。可以肯定,本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有助于达成这种共识。

(文/图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王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