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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碚:中国企业提升竞争力的新路径

发表于 chenzhao

2009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带领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专家们编写《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的第7个年头,像往年一样,他们要对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做出新的测评。

尽管在此前,“低成本优势”似乎是对中国企业一个并不光彩的评价,但金碚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低成本优势依然是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一个源泉,“我们的测算和分析表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保持着比较强的竞争优势,但中国企业保持低成本优势的方式需要改变。”即在保持低成本优势的同时,也要提高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能力。

那么,在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将如何提升竞争力?中国企业在金融危机中脱颖而出的背后,预示着怎样的发展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最近与我们进行了一次对话。

危机的正面效应

主持人: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中国企业尤其是外向型企业的影响非常大。就目前来看,金融危机对于中国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影响是以正面作用为主还是以负面作用为主?

金碚:这次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各个产业都受到很大冲击。但总体来看,危机对于中国的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影响是以积极面为主导的。第一,我们看到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有了显著提升。第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从自由贸易的被动接受国变为自由贸易的积极捍卫国和主张国。第三,在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超常规地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无论正面和负面效应如何,能确定的一点就是:中国将成为基础设施最雄厚和发展条件最优秀的国家之一。第四,中国发展模式的优越性得到了展示。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到底有没有生命力,在危机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因此我们也看到在这次金融危机蔓延的过程中,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评价也在改变,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予以了肯定。

主持人:具体而言,金融危机的爆发为我们中国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哪些有利因素?

金碚:一是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会有极大的改善,中国今后可能会成为世界上基础设施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第二是金融危机的爆发,将再一次激发我国信息化的发展以及网络经济的新一轮创新;第三是我们的人力资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才素质的提高使得中国的低素质劳动力优势在向中、高素质劳动力优势转变。这奠定了我国实现大范围技术创新的人力资源基础。

主持人: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尤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但这也引起了业内人士的争论,认为这些措施会带来一些不良后果,对此您如何评价?

金碚:这个问题肯定是有利弊两方面的。从短期来看,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无疑能刺激经济,尤其是能带动工业的发展。从中期来看,它肯定也会出现问题,一是投资效率的问题,二是会引发一些金融问题。

但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功过必须要结合具体国情和具体时间来考虑,目前中国基础设施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供给不足,因此从长期来看,这种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也一定能为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基础。

“国进民退”的背后

主持人:对于不同类型企业在金融危机中受影响的程度,你们是否也进行过对比?

金碚:在过去的一年中,大家看到“国进民退”的趋势似乎更强了,对相关话题议论得也比较热烈。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国有企业基本解决了供应能力和效率的问题。这些年我们看到国有企业的确是做大了,他们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显示了很强的实力。“国进民退”现象说明国有企业的实力增强了,效率也有所提高。

但是,国有企业仅仅做大做强是不够的。我一直认为,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对他们应采取“双重绩效”的标准。第一,随着国有企业实力的增加,它所在的产业竞争力是否也在变强,即国有企业的发展是否有助于形成整个行业的有效竞争秩序;第二,国有企业能否成为社会的“公平标杆”;第三,国有企业是否在解决和应对重大及特殊问题(特别是国家安全)中发挥有效的作用。如果国有企业不能做到这几点而仅仅是“做大、做强”,那么它们的行为和作用就难以得到社会的肯定。

主持人:这种“国进民退”的加剧,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以及竞争秩序的健康构建?

金碚:去年是一个非常时期,在这种非常时期下,国有企业表现出来的这种应对危机的特殊功能,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就像我上面说的,我们也不能就此将“国进民退”当成一种常态,长此以往,它将破坏行业竞争的公平秩序。从竞争力的角度看来,国有企业仅仅做大是不够的,关键要看它的做大是否能加强整个行业的竞争力,这应是对国有企业绩效的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因为国有企业是全民和国家的企业,它们必须体现人民和国家的意志和整体利益。

竞争力的新路径

主持人:经过这场金融危机,你们是否也为中国企业提升竞争力总结出了新途径?

金碚:经过我们的分析和研究,中国企业提升竞争力的新路径是在生产中要更节约、更精致、更清洁。

主持人:这九个字很精辟,你们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金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们看到几乎所有企业做出的第一个应对措施就是削减成本,节约的作用很明显。它不仅能降低成本,也意味着效率的提升。更重要的是,节约资源即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方向。

“更精致”则是我们基于对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判断。虽然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已经基本走完了“工业化”阶段,我们的工业企业竞争力已经非常强了,其实不然。我们认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工业企业的“精致化”程度还远不及他们。中国工业如果不完成这个“精致化”的过程,将成不了一个工业强国并达到高度的工业文明水平。

“更清洁”指的就是更环保,这场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看到发达国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正致力于“清洁”问题的解决,如减排、能源替代等。对于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而言,一方面不可能逾越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重工业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也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以及气候变暖等问题的挑战。因此,“更清洁”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无疑是一个特别须要重视的战略方向。

主持人:就现阶段而言,中国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金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低成本优势依然是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一个源泉。我们的测算和分析表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保持着比较强的竞争优势。但是,中国企业保持低成本优势的方式需要改变。目前,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向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过渡,即向高新技术产业链上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升级。因此,中国企业在保持低成本优势的同时,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也成为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主持人:在这次的金融危机中,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有非常优异的表现,你们也对这些企业做了深入的调研,他们的发展模式给予了我们哪些启示?

金碚:对上述中国企业提升竞争力关键因素的总结,我们就是通过对这些民营企业的调研得出的。像华为、比亚迪等进入高新技术产业的民营企业,他们都具有将技术创新和成本优势实现有效结合的显著特点。

例如比亚迪就是充分利用了人数众多的工程师资源,他们现有员工14万人,其中有1.2万名工程师,占了员工人数的9%。比亚迪有一个“301”的说法,即以300%的工程师人数,换取1%的领先,实际上他们就是充分发挥了工程师的优势。

所以某种意义上说,比亚迪、华为都是劳动密集型的高技术企业。他们的案例也说明,中国目前具备了从低技术、低附加价值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附加值的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的条件,而且这两个条件应在中国同时发挥作用。

环境管制与竞争力

主持人:随着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加大,另一个重要问题也不容忽视,即“温室气体减排”的责任应如何落实?

金碚:一方面,我们应抓住当前中国人均排放基数较低的时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快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技术进步速度。另一方面,形成各类产业节能减排的创新体制机制,奠定进一步提高能源效率和生产清洁度的基础。

主持人:中国依然处于工业化时代,“工业化”离不开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一边是企业感到生存压力倍增,一边是政府在不断加强对资源环境的管制,那么资源环境管制与产业竞争力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长期关系?我国政府对环境管制的加强是会否影响到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

金碚: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工业生产的“清洁度”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可以确信,环境改善与产业竞争力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正相关关系。

同时,根据我们的研究,从总体上看,环境管制强度的提高并没有影响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不仅能与环境管制强度的提高同步发生,而且中国制造业已经有能力接受更高的环境标准,甚至把提高环境质量作为提升竞争力的一种重要方式,即两者间确实存在正向因果关系。

主持人:环境管制的加强对于那些本身就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企业而言,也许感觉不到太大的压力,但对于大部分的中小企而言,这有可能是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资源环境管制到底应保持怎样的强度才是最合适的?

金碚:资源环境管制强度的提高的确能对产业以及企业群体起到一种强制性的“精洗”——优胜劣汰的作用。对于产业和企业来说,资源环境管制从短期来看是成本增加,长期来看则是促进技术进步。因此,关键是从短期影响为主到长期影响为主的过渡期路径问题。也就是说,资源环境管制所导致的成本增加既不能过高,让许多企业难以承受;也不能过低,使管制所产生的技术进步激励的强度过低。因此,从理论上说,既要让大多数企业能够承受,又要让企业有相当的压力来提高技术水平,这就是资源环境管制的适当强度。

主持人:资源环境管制不仅关系到管制目标的实现以及产业和社会的承受能力,还关系到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和公平性。那么,资源环境管制与产业、企业竞争力之间应如何实现协调发展?

金碚: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从本质上决定着资源环境管制和政策的实行情况。也就是说,只有达到了一定水平的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状况,才可能实行一定强度的资源环境管制。反之,适应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状况的资源环境管制,不仅能够达到目标,还可以长期促进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不断提高。而要做到后者,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如何实现管制条件下的有效公平竞争”问题。因为有效、公平竞争是提高竞争力的最根本途径,即竞争力源于竞争。

所以,政府实施资源环境管制最根本的目标:一是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二是维护有效和公平的竞争秩序。尽管从短期看,两者间可能会有一些不一致性,但从长远来看,两者具有本质上的高度一致性。

来源: 《中国新时代》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