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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山:至少五六千万农民工被“伪城市化”

发表于 xubo

张晓山: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民工荒”不是真的“荒”

记者:探讨农民工问题,离不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全球化中的“中国模式”这两个大背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范围的农民工流动可以分成几波?

张晓山:不如按代来划。改革开放初期,深圳打工族是最早的改革开放亲经者。之后,改革开放逐渐向沿海其他地区、内地扩展,农民工随之流动。随后是梯度发展战略(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农民工“凡是能出去的都出去了”。

记者:三十年来,农民工的工价变化趋势如何?

张晓山:总体往高走。人力资源和劳动社会保障部称,2011年外出农民工平均月收入2049元,比上一年增长21.2%。

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工资必然上涨。但在全球经济不景气时,如1997年、2008年金融危机,就可能停涨。

记者:当前的“民工荒”是真的“荒”吗?

张晓山:要具体分析。中国劳动力绝对供给量有富余,但很多企业,如服装、电子企业,对劳动力有特殊要求,有的有年龄限制,有的只需要女工。这种特殊的劳动力供给量很有限。

记者:还有别的原因吗?

张晓山:还有劳动力多元化的问题。16岁到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不一定都能转化为企业真正可用的劳动力。第一,有的劳动力已经四五十岁,有些工种不要他们。第二,有些劳动力留守,如留守妇女,照顾老人小孩,顶多在本村打点零工,缺乏流动性。城市保姆涨价,就是因为农村妇女出不来。

所以,中国总的劳动力有富余,但不同工种有特定的需求,供给和需求不配套。即使有供给,有时也缺乏流动性。怎样使供需有效对接,是我们下一步要考虑的。

记者:沿海和内地的“民工荒”有什么不同?

张晓山:沿海更多是因为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提高。内地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真正的青壮年劳动力供给有限。因此,四川、重庆这些西部领头地区,在扩张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结构性“民工荒”。

农民工的谈判地位提高

记者:“产业转型”说了多年,没有实质改变,为什么?

张晓山:创新很痛苦。传统产业链条已经建立,要转成高附加值、高科技、能耗小的链条,从源头到终端,都需要相应的配套。要不断磨合,要付学费,风险和不确定性很大。老的模式还没被逼到死胡同,企业就宁可走老路。

地方政府的GDP崇拜的观念也根深蒂固,干部考核体系没有根本转变。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往往停在表面。

记者:所以金融危机一发生,地方政府立刻喊“产业转型”,轰轰烈烈培训农民工;危机一过,动静就小了。

张晓山:这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造成的。书记成了董事长,领导班子是董事会成员。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既是动力,也是阻力。政府本来应该改善民生,提供福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现在第一职能成了抓经济,显然错位。

地方政府互相竞争,长三角与珠三角互相竞争,长三角内部互相竞争……不惜一切代价吸引外资。它短期见效,从长远来看,却牺牲环境和工人福祉,破坏环境。

这几年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成有限,农民工的谈判地位相应提高,能用脚投票。地方政府不仅要考虑吸引资本,也要考虑吸引劳动力了。农民工工资上涨,逼迫产业转型升级。

记者: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超农村人口,这个调位意味着什么?

张晓山:有人说这是转折点,我觉得意义没有这么大。而且城镇增加的并非全是农民工。城镇人口成分复杂,有城市户口居民、住在城市的本市农业户口居民、外来城市户口居民、外来农业户口居民。

记者:其中有多少农民工被“半城市化”、“伪城市化”?

张晓山:国家统计局调查,2010年有两亿四千多万农民工,其中离开本乡镇的一亿五千万(跨省的六七千万)。计算口径不同,根据有关资料,2009年按户籍统计和按常住人口统计的“城市化率”,相差约12个百分点。非本城镇户籍的城镇常住人口约为16017万人,按照最保守的估计,被“半城市化”、“伪城市化”的农民工,至少也有五六千万。

记者: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有哪三个关键原因?

张晓山:一、享受不到社会保障。二、享受不到基本公共品供给,如教育、住房。三、人力资本的素质问题。

记者: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力,如何看待他们自身素质和职业期望间的差距?

张晓山:不能统一而论,但其共性是:生在改革开放后,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方面差一些。希望自己工资高,待遇好,又不愿长时间劳动,看着别人挣得多干得少,心理不平衡感很强。

这也与全社会精神家园荒芜、核心价值体系未真正树立有关。整个社会都没有的东西,90后怎么会有呢?必然迷茫。这种迷茫和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特定的历史环境结合,就出现了这个群体的很多特性。

记者:中国教育在职业教育领域有什么缺失?

张晓山:高校扩招是有弊端的。中国不光需要高等教育,也需要职业教育。文革前,有的九级工工资一个月100块钱,县委书记只有98块钱。改革开放之后,形成一种倾向:只要是白领、坐办公室就是好的。这是极端错误的。

德国的学徒制和职业教育非常健全,培养出的高素质蓝领受尊重,收入高。所以要改变农民工的素质,就要抓职业教育。

农村教育是短板

记者:你在全国调研,农村和十年前比,有什么改变?

张晓山:客观来说,随着农业税取消,对农业补助增加,农村合作医疗、免费义务教育发展,农村情况正在向好发展。

但在人力资本培育方面的努力还不够。在宁夏一个村与村里妇女座谈,有个二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对我说,农村有服装裁剪技术培训,但她学不会——她没上过学,看不懂尺子的标度。

制度建设也欠缺。部分学生寄宿学校,吃干馍、咸菜。免费午餐计划确实有帮助,但在中国,锦上添花者多,雪中送炭者少。在印度,最穷的地区也有免费午餐计划,标准较低,但有制度保障,每个学校配一个专门的厨师、还有一个帮工,保证孩子吃上热食,哪怕只是糊糊。

中国十万亿元的财政收入,再加上地方政府性基金本级收入等,各级政府总共的收入占GDP的1/3还多,钱很多,关键是如何花在刀刃上。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记者:有人呼吁逐渐取消“农民工”称谓,你如何看?

张晓山:关键不在词,而在于做什么。农民工不是同质而是异质的,不同情况的农民工发展走向不同。我们应创造让其自由选择、发挥潜能的环境。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行户籍改革,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推进阳光普照的公共财政,在这样的大格局之下,“农民工”的称谓才会逐渐成为历史。

记者:改革动力从何而来?

张晓山:好改的都改了,现在是攻坚阶段,但越不改,往后越难改。改革者需要革自己的命,拿既得利益开刀,壮士断腕。早做比晚做好。

来源:中国网

时间:2013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