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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我国“潜在增长率”趋势分析

发表于 cjyyzb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必须使经济增长与潜在增长率相协调。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出现的下行趋势,既有宏观经济周期因素,也反映了长期潜在增长率的变化。周期性下行与长期减速是由不同因素所造成的,在认识上应该避免将两者混淆,而在应对政策上,特别要防止用刺激性手段应对长期减速趋势。

  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都影响经济增长。长期看,经济增长是受供给方因素制约的,这些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及其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要素供给水平和生产率提高方式皆具有阶段性特点,构成特定的潜在增长率。在改革开放30余年中,得益于人口红利,我国要素供给充足,生产率提升空间巨大,潜在和实际增长率都达到很高水平。

  据估算,1978年至1994年期间,我国潜在增长率为10.4%,1995年至2009年期间为9.8%。然而,由于以劳动年龄人口于2010年停止增长为标志的人口红利消失,上述贡献因素都出现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导致潜在增长率降低。

  可见,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固然受欧债危机和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的需求因素制约,同时也是潜在增长率降低的表现。虽然受出口、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影响,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周期性地分别处于潜在增长率之上或之下,但归根结底,由供给方因素决定的潜在增长率,构成了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根本制约。

  把目前的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比,把需求因素与供给因素相比,8%以下的GDP增长率是可以而且应该接受的。实际上,适当的低速度有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再平衡。

  在理解潜在增长率问题上,存在着一个致命的误区,即混淆经济增长的供给方因素和需求方因素。很多情况下,人们常常会把由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的增长减速误认为是需求不足,因而主张采取扩大需求的办法刺激经济增长。例如,日本在1990年以人口抚养比上升为标志,人口红利正式告罄,潜在增长率大幅度降低。但许多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却认为,减速是需求不足导致的,多年来坚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刺激性的财政政策。但由于未能抓住日本经济停滞的要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停滞,最终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20年”,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不到1%。

  尝试超越潜在增长率的政策工具,可能具体体现在产业扶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和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之中。这类政策应用的限度是使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符,一旦应用过度,即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达到某种期望的增长速度,以刺激需求的手段试图超越潜在增长率,则必然导致扭曲的结果,加重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从国际经验看,忽视潜在增长率的政策扩张,首先会造成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如,日本在丧失人口红利之后忽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其1990年以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过程中,资本劳动比的贡献率高达94%,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则为负15%,成为其经济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其次,还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加重已经呈现的产能过剩等。

  然而,潜在增长率却是可以改变的。对于我国来说,现实中的确存在着诸多机会窗口,可以通过改革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标。下列相关改革应该被置于优先地位。

  一是推进深度城镇化过程。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继续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提高劳动参与率及其稳定性,是有助于显著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重要举措。一般来说,在劳动力成为经济增长制约要素之后,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产生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对我国未来5至10年的时间来说,进一步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稳定其劳动力供给,是提高劳动参与率的中国特色道路。这涉及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等领域的改革。

  二是保持教育优先发展的趋势。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要求顺应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人力资本的需要,大幅度改善和提升劳动者技能。受教育年限的提高需长期积累。在义务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00%后,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入学率的提高,是增加未来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关键,而高等教育发展更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必由之路。这涉及对教育体制和培训形式进行根本性改革。

  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超越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之后,经济增长的惟一可持续源泉,是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和技术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随着三次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终将式微,今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将更多地来自于以下源泉。

  其一,由于各行业之间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生产要素向生产率更高的行业流动,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未来10年,是我国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与人均GDP在6000美元至12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的潜力仍是巨大的。这意味着在今后10年乃至20年时间中,从现有的农业劳动力出发,我国每年需要减少数百万农业劳动力,即每年降低农业劳动力比重1个百分点以上。这样的话,就能保持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持续提高,进而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其二,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也存在生产率差异,允许更有效率的企业生存、扩大和发展,相应淘汰那些长期没有效率改进的企业,可以提高行业以及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水平。研究表明,在美国,通过部门内企业的进入、退出、生存、消亡这种创造性破坏机制,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为30%至50%。此外还有研究表明,中国部门内企业间生产率差异巨大,如果缩小到美国的水平,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30%至50%。这两个数字如此巧合的涵义是,迄今为止,我国尚未获得这种类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源泉。这就要求进行相应的改革,拆除行业进入和退出壁垒,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

  深化改革固然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但却不应过于功利地看待改革,期待所有领域的改革都能够对经济增长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面对潜在增长率下降,一方面需要把改革推向新的高度和深度,为更长期的持续增长构建制度条件;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习惯于并接受较低的增长速度,把增长模式从立足于投入增长的速度型,转向立足于生产率提高的质量型。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蔡昉
来源: 《经济日报》
时间:2013年0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