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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释放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红利”

发表于 shangnan

根据模拟实验,如果政策性因素保持不变,按照目前的趋势,从2011年到2020年期间,潜在增长率将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今后劳动力的增长、就业量的增长将为负导致的。人口抚养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为负,由于经济不可能长期依靠投资拉动,假定投资增长的贡献略微下降,而投资增长率之前是16%,那么以后大概会是13%,生产率的进步趋势不变。因而,我们得出了潜在增长率逐年下降的结论。

  但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红利”将提高潜在增长率。李克强总理指出,通过改革,经济将受益于“制度红利”。我们可以将“制度红利”定量化:

  首先,提高劳动参与率。现阶段,直接提高退休年龄的方法并不可行。然而,由于农民工的行为是短期行为,一般40岁左右就倾向于退出城市就业,农民工市民化可以稳定他们的预期,大幅提高他们劳动参与率;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中权重较大,总的劳动参与率就会相应提高。如果每年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潜在增长率就能提高0.88个百分点。

  其次,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在十年期间的增长率增加一个百分点的话,可以带动潜在增长率增加0.99个百分点,使得总的潜在增长率得以回升。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之一就是将农业劳动力从剩余状态转到生产率更高的部门以被更有效地利用,即再配置效率。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促进劳动力转移,提高再配置效率,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来源:《东方早报》,2013年0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