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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杰长:经济新常态下的服务业发展

发表于 admin

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工作的基本准则。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三个主要特点: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加快发展服务业已成为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题中之义和关键环节。

 让服务经济理论扎根于中国国情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要全面深刻透视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趋势,寻找发展新思路,就必须对现代服务业发展有着深刻的认知和把握。《新常态下的服务业:理论与实践》(宁吉喆主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4月版)一书凝结了统计战线工作者多年的潜心探索,对研究经济新常态下服务业发展趋势和规律,探讨如何引领服务业创新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编者始终强调理论研究的基础性作用,用较大篇幅专门梳理和研究了服务业发展的基本理论,较好地把服务经济学基本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运用到相关专题研究之中。全书从历史视角将服务业理论研究分为早期阶段(1700—1930)、拓展阶段(1930—1960)和深化阶段(1960年至今),分析了不同阶段服务经济理论的侧重点和突破点。服务经济理论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学科体系也不太健全,从服务业发展历史和实践中汲取理论营养,有助于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经济理论,并将更好地让服务经济理论根植于中国的具体国情,指导中国服务业发展和改革。

服务业成为经济新增长点

全书力图在服务业统计核算方面有一些突破。服务业统计核算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个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工作者。该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服务业创新发展多年实践,对服务业统计和核算问题做了不少创新研究。比如:尝试构建服务业统计标准体系,统一服务业范围和口径,丰富服务业统计方法体系。传统上,统计部门主要使用全面报表和逐级汇总为特征的统计调查方法。如今经济主体日趋多样,新经济新服务新业态层出不穷,固守原来的统计方法,难以适应变化的新形势。书中提出,既要充分发挥经济普查、全面调查、广泛抽样调查传统方法的优势,又要积极利用部门数据和吸纳大数据等多种统计方法,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需要。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争论不休,核心问题是:服务业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还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该书并未纠结于这些纯理论的争论,而是紧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奇迹,以计量经济学方法,实事求是地剖析了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对于第二产业的变化情况,发现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不断上升,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也保持较快增长。其中,现代服务业由于在技术、效率等方面的优势,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说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稳步上升,已经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力促服务业与城镇化“双赢”

我国经济增长动能正在发生转变。传统上,我们主要依靠廉价要素和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但现在更多地强调创新驱动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当前,我们的制造业正受到“双重挤压”:部分高端制造业回流发达经济体,而中低端制造业向要素价格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该书对服务业与新旧动能转换关系进行了深度分析,认为经济新常态下,能否实现这个动能转换,关键要看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和质量。比如,我们要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固然要靠工业的自身创新发展和技术进步,更取决于是否拥有高度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

城镇是服务业的主要集聚地和发展载体,城镇高密度人口及其居民较高收入以及较好工业基础,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服务业发展还不够重视,服务业发展速度和质量与高速进程中的城镇化还不适应,服务业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镇化的进程,特别是高质量城镇化的推进。这样的城镇化,从统计指标看也许很高,但质量较低。编者使用计量模型,对我国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目前我国城市化主要动力仍然来自工业,但服务业已构成超大城市和部分特大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服务业对不同等级城市的贡献差异很大。有鉴于此,书中有针对性地提出不同等级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思路和策略。这种分类施策、分城施策发展服务业的做法,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弥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服务业短板,寻找服务业与城镇化“双赢”的新思路、新策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17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