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税制之实行，于兹十有八年。期间，分税制于中央与地方分权架构、规范政府与企业关系、提升中央财政“两个比例”方面，居功至伟，影响深远。日前，对分税制之理性思考不断深入，其意旨在完善税制。然迩来对分税制之批评不绝于耳，渐失平和公允之正。“程序不法论”，“不合时宜论”，相继见诸报端；其诡怪非常之最者，莫过于“逼良为娼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于论者，其或无偏激之词，然一言既出，或失严谨，一经媒体裁剪夸饰，遂发酵放大，则足以耸动视听，风闻海内，为慎思明见者所不与。
分税制本在完善之中，其或有须改进之处，理所固然。论者以为，诸如与之配套的转移支付尚待完善；地方财力与事责尚不匹配；地方政府专注横向竞争，或盲目招商引资，或拓展税源取向，或唯GDP导向，或疏忽社会民生，等等，其妥当与否，另当别论。然微词所指，在分税制本身。察坊间舆论，道分税制之非者众，说分税制之善者寡；归咎“土地财政”于分税制者多，称分税制之历史功绩者少。有鉴于此，如何评价和判断分税制之历史地位，如何从宏观视野解读分税制，以澄清对分税制的不当指责，显得十分必要。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分税制之功绩地位，须在宏观历史视野中体察。
晚近数百年，中华文明由令人艳羡而渐趋崩溃，由雄踞东方而不绝若线，何为其然？期间，蛮族入侵，列强瓜分，或为外因。但以经济视角观之，金融之弊，财政不振，诚为内因。所谓金融之弊，自明代以来，境内外商人联手围剿法币，遂至宝钞崩溃，被迫接受外银流入，确立银本位。经查，银本非中国主产，而多产于美洲日本，至此，货币之权假于人手，币权不能自主，国家焉能不厥？所谓财政不振，据笔者阅读所及，明代财政崩溃，事出有因。一者，明代中后期，商业发达，人口流动加速，大中城市林立，工商经济崛起，商人之影响与日俱增。于科举取士，其诸多举人进士，非出于巨商大贾，即来自大小地主；于学术思想，无独有偶，明代浙东尚利学派，趁势兴起，亦可见当时经济结构之一斑；二者，史家公认，明代中后期其商业税比例极小，中枢曾数度力图征收矿税等商业税，均受干扰阻挠，无功而返。其反对最力者，则为商人利益集团及其代理人。是故，单一农业税制与经济结构脱节，国家无力承担后期巨大军事和赈灾压力。值此，天灾民变，兵饷匮乏，由财政崩溃，而国家瓦解，势所必然。
论者以为，清代国家崩溃，与清代中后期地方势力崛起，曾国藩集团尾大不掉和财政危机有直接关联。湘军起自草莽，曾国藩以礼部右侍郎奉诏办团练，无职无权，军费无着。然其治军有方，屡败屡战，克复武昌，初见奇功，咸丰帝欲委以实职，署理湖北巡抚，而曾则急需实职，以纾军费之困，以解节制之忧。但言官谏阻：“曾国藩丁忧在籍，尤匹夫耳，其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恐非国家之福。”咸丰遂幡然醒悟，收回上谕。察曾国藩部，其庞大军费不拨自户部，而出于自筹。湘军须先实际列支，而后奏报户部核销。核销准与不准，无有定数。故核销者，中央对湘军之财政“形式”控制也。天京大捷后，准予湘军军费全额核销，并无实际纠察，以示朝廷恩典，而湘军统帅闻讯，深体“皇恩浩荡”，遂“喜极而泣”。清代中后期财政之弊，自湘军军费筹措、报销机制可略见一斑。及至晚清鸦片战争，英军数千海军，以游击战法，自南而北，扫荡中国，视数百万常备军为无物。而各地因兵员缺饷而“自保”，画地为牢，庞大帝国竟辱于数千夷兵，签下丧权辱国之约，其国家能力之弱，无以复加。
自甲午战败，列强纷至，掠首都、焚园林、开门户、割香港、据台彭，占海关，中国之财政金融、经济军事、文物典章，道通文脉，自此一蹶不振。至若变法图强，戊戌喋血；宪政共和不果，遂至军阀混战；民国初立，财政金融实难独立，朝不虑夕；日寇则趁人之危，再呈武力，冀图吞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每逢国族危难，则有仁人志士，或躬身入局，或挺身而出，虽赴汤蹈火，出生入死，在所不辞；共产党人，历尽艰险，领导人民殊死奋斗，建立新中国，彻底清除买办势力，独立金融和财政，奠定初步工业化之基础，得之殊为不易。分税制改革以来，国力五百年来空前强大，国家能力持续增强，此诚为历代先贤先烈于九泉之下所乐见，而或有不乐见其成者。且夫近代世界变局，列强横行，丛林规则当道，资本所致，攻城略地，行强权之实。兼以坚船利炮，拓展市场，奴役殖民。列强纷争，虽历两次大战巨祸，世界仍不安宁。后发之国，分工协作之组织力低，若缺乏集中意志、统一财政、强大金融和强大国防，则何以言文明自保？何以言文明复兴？迩来坊间议论，一以削弱、瓦解和限制政府权力为能事，以攻击国企和公有制为职志，必欲拆解瓜分而后快，其根基在“契约论”、“宪政论”、“自由论”、“程序论”等，欲置政府于“必要邪恶”和“守夜人”地位。凡此西学，流风所及，悖于民本学说，逆于国族民情，削弱国家能力，有识之士，无不叹惋。
历代改革改制，无不涵盖理财内容，或以理财为主。管子相齐，权衡轻重，调控粮价，始有常平仓法，而后人继之；赖管仲之力，齐桓公遂霸诸侯。秦孝公时，商君变法，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徙木为信，遂有嬴政雄视宇内、并吞八荒、一合诸侯、书同文而车同轨、启中国文明之地理疆域、创海内为一不世之功；汉武帝时，桑弘羊行均输法、盐铁专卖法、算缗告缗法等，奠定雄厚财政基础，武帝遂击退匈奴入侵，捍卫华夏文明，改写世界版图。北宋王安石，行青苗法，以国家信贷支持小农，打击豪强高利贷；以均输法，集天下之财，抑制巨商利益；以常平仓法，保粮食安全，谷贱则高价收粮，谷贵则开仓低价售粮，平抑市场，保护农本；此法之精髓，至今沿袭，并漂洋过海，为西法所借用。惜乎安石变法，持“三不足论”，不拘于时，故反对者众，而支持者寡，惟得神宗一人而已，故“新法新学”终为后人所废。明代张居正，行考成法，整顿吏治；量入为出，虽两宫用度，一以节制；丈量田亩，以一条鞭法，为国聚财，致府库充足，边疆绥靖，乃成一代名相。
是故，财税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若财税改革切合时宜，或可建不世之功，而国家随之振兴；凡财税改制改革，不合于时，不顺乎势，徒强人所难，虽言之凿凿，振振有词，但恐难以为继，鲜克有终。观当今之势，中国宜外合诸侯，内聚民气，独立金融、振作财政，然后或可言调结构、稳增长、惠民生、建社会、续文脉；财政不振者，何以言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之民生？因此，分税制既已成就斐然，言改革分税制者，宜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非增强国家能力者不为也。汉代贾谊《论积贮疏》有论：“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千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
古之积贮者，财政也。贾谊之政论，素为伟人所重。汉之国祚，延及四百余年，数中华文明，三代以外，则必称汉唐宋明。窃以为，时隔千年，贾生之论，诚为至论，当为今人惜之重之鉴之。因此，于今谋划财税战略，当居安思危，视野宏阔，秉持增进国家能力之基本目标。否则，就事论事，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古人尚有一言兴邦丧邦之惧，今之君子，能不慎乎？
发表于《中国税务报》，2012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