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杨志勇
简 介：杨志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100006。
刊 期：《财贸经济》2021年第7期
内容提要：学习百年党史，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财政事业的发展是百年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结合财政事业发展，谈学习百年党史的体会，并思考财政事业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党领导的财政事业成功的原因；财政事业发展中克服困难增强信心信念；财政事业探索中的忠诚与专业能力；财政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全局。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对于财政理论工作者来说，就是要对照现实，创新财政理论，按照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加快构建中国财政学。
关键词 财政事业 中共党史 党史学习教育 财税改革 中国财政学
一、 引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就党史学习教育做出部署安排。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中央印发的《通知》，对这次学习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总的来说就是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习近平，2021）。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学习党史，就是要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党领导的财政事业的发展是百年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一百年来党领导的财政事业发展史，对于做好当下财政工作，更有效地发挥财政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财力保障作用有着重要意义。文章结合财政事业发展史，谈学习百年党史的体会，并进一步思考财政事业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二、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财政实践的结合推动党领导的财政事业成功
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财政事业的历史，具体说来，就是要通过学习，掌握规律，回答以下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财政事业为什么能成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如何指导中国财政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的原因是什么，在财政事业上是如何体现的？事实上，这三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一）财政事业成功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财政事业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并做出正确选择的结果。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坚持马克思主义，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就是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一切为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足国情，解决现实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财政事业，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是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
（二）摆脱教条，立足中国财政实践
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挫折。中国财政实践的成功，是在摆脱教条的基础上获得的。新中国的财政实践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点。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财政较多地参考苏联实践，加上实践中的冒进，导致财政运行一度陷入困境。立足中国实际，解决现实问题，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财政开始好转。教条化地理解公债，认为“无债一身轻”，把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当作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这在特定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教条化地看待公债，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导致政府可用财力的缺乏。改革开放后，关于公债的观念发生了转变，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为经济建设筹集资金，中国恢复发行公债，促进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不仅如此，公债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发挥。过去财政赤字曾令人畏之如虎，谈之色变，不再教条化地理解财政赤字，从财政年度平衡到周期性平衡，再到更多地强调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强调社会总供需平衡，强调宏观经济稳定，国家理财的狭隘思路因此被打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期的生动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极大地释放了市场和社会的活力，财政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框架目标随之提出，并将工作重点放在完善公共财政体制上。进入新时代，党领导的财政事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适应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新定位的需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改革目标因此确立。
立足国情，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处理是其中又一个生动的案例。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对地方探索积极性的尊重，明显区别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也因此为改革开放之后更好地调动地方积极性打下基础。1980年的财政“分灶吃饭”以及后续的财政包干制，无不是对地方财政积极性的尊重，并进而引发地方创新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1994年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吸收既有改革实践有益做法的基础上，对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规范化。
（三）实事求是，因时因势而变
人们一般将财政与国家财政画等号，这并不太准确。新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之后才成立的，在这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在财政事业上进行了重要探索。可以说，有公共组织就有财政问题，有政权就有财政问题。财政一直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全局，在不同时期，财政事业也有不同的具体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财政事业坚持实事求是，因时因势而变，同样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
财政事业的重要功能是筹集财力。因时因势，灵活筹集财政收入，保障了财政财力功能的实现。党一成立就有经费的筹集问题，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政权运作离不开财力保障。在政权建立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在财政理论与政策上就开始了重要探索。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明确反对苛捐杂税。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适应特定形势筹集财政收入，特别注意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无论中央苏区时期，还是延安时期，财政收入都无法做到与和平时期一样正常筹集。在中央苏区，打土豪的收入、抓生产的收入、税收收入都是财政收入的来源，但税收收入占比极小。在延安时期，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地位同样微弱，发展生产是事业进行的重要保障。革命战争年代，尽管财政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坚持铁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靠自己的力量，克服了一个个困难，并最终取得革命胜利。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上进行全面探索，财政事业发展进入新阶段。财政事业开展的重要前提是筹集充分的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财政收入结构适应城市经济占比大幅度提高的需要，实现了国家财政收入从公粮为主到税收为主的转变；适应全国统一的新形势，实现了税政统一和财经统一。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税收手段促进了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进入计划经济时期，随着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支配地位，国家财政与经济基本上是一体的，税收作用淡化并进一步简化，来自国有企业的财政收入（企业收入）成为财政收入的最重要形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启动，税收作用进一步得到重视，利改税后，税收收入成为最重要的收入形式，收入占比远远超过其他收入形式。对外开放引出新的财政问题，适应维护国家税收主权的需要，中国开征新的税种，如个人所得税、外商投资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等，建立了涉外税制。随着涉外税务的增多，中国从涉外税收管理进入国际税收管理新阶段，积极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制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立现代税收制度，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成为税收领域最重要的任务。
适应财政管理的需要，预算管理制度建立并不断进行完善。公共资金的使用方法和方向，代表财政的现代化水平。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重视民主理财问题，进行了预算民主探索。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建立国家预算制度，编制财政收支概算。改革开放以来，从《国家预算管理条例》的颁布到《预算法》的出台及修正，按照现代预算制度的要求，预算改革目标的表述从“全面规范、公开透明”转到“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预算改革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不断推进，提高了财政资金效率，保障了党和国家事业的顺利进行。
（四）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发展财政事业
党领导的财政事业，一直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在财政事业上的突出表现是，正确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进而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打下坚实的财力基础，为各项事业的开展提供强大的财力保障。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要求，财政事业围绕这一目标展开。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平问题受到更多重视，财政事业与时俱进。进入新发展阶段，促进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指引财政事业的发展方向。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财政的支持，是党领导财政事业成功的生动体现。尽管中国已经处于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未变，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仍然是中心任务，财政事业仍然要立足这样的国情。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福利承诺，最终只会让经济停滞。生态文明建设，从资源税到环境保护税，新税种的推出，老税种的完善都是奔向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建立绿色税制和财政投入巨资改善环境，都是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财政事务绝不是就钱论钱，而是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三、 从克服财政事业发展的困难中增强对事业的信心信念
党领导的财政事业取得了极大成功，但这不代表财政事业就一帆风顺。这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学习党史，要从困难的克服中增强对事业的信心信念。
（一）困难无所不在，但方法总比困难多
不仅仅在经济条件较为艰苦的过去财政事业困难重重，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创造了经济奇迹，财政事业也不时遇到困难。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知识青年回城，解决就业问题，提高生活待遇和增加工资，都给财政支出带来巨大压力，经济建设资金存在巨大缺口，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较大。办法总比困难多，公债因之恢复发行。公债制度的确立，不仅仅是解决经济建设资金缺口问题，而且在宏观经济调控的改善中也发挥了作用。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财政收入的同步增长。如何“振兴财政”？最终选择的是制度改革方法。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是通过制度改革的办法来解决财政困难问题。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这是现实的“两个比重”问题，解决的前提是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分税制改革较好地化解了财政难题，中国经济也因此重新进入增长的快车道。
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法也在逐步优化。在党领导财政事业不断取得进步的过程中，经济-财政-经济观念深入人心。在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反而更加强调减税降费。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肯定会给当时的财政收支正常运行带来影响，但是财政事业发展着眼的是更长远的利益。“六保”“六稳”任务目标的落实，释放市场活力，保住市场主体，留得青山在，财源问题就一定能够得到解决。事实上，财政困难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为了解决财政困难，采取的是大生产运动，用生产来弥补财政支出缺口。“大跃进”时期，财政也曾陷入困境，但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财政收支困难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财政正常运行同样遭到严重影响。改革开放，中国先是恢复农村经济，后再推进城市改革，财政困难问题一步步克服。财政困难，不能用保守的办法来解决，要用发展的眼光去应对。可以说，财政困难一次次得到解决的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财政事业有方，否则，不可能有财政实力的逐步增强。
（二）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财政困难的解决
这里仅结合税收作用以及财政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加以说明。税收在解决财政困难中的作用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认识得以不断加深。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前，一直反对苛捐杂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红色政权建设也利用税收筹集经费，但这是特殊情况下的税收，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之比不高。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城市经济力量的加强，税收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税收收入占比迅速提高，取代公粮收入成为财政收入的第一大来源，支持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税收的作用又被淡化。而规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又走向强调税收的作用。对外开放也要有税。利改税更是全面强调税的作用。税收作用的准确把握是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财政收入质量指标的探索包含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之比，这是建立在对税收作用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的。正确运用税收，才能在解决财政事业困难中恰当地发挥税收的作用。
宏观经济管理离不开财政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宏观经济管理经过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平衡理论逐步形成，先有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的“三平”理论，后有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四大平衡的“四平”理论。这既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中国特色财政政策理论的探索。财政平衡和信贷平衡之关系的处理经过了一个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初，动用财政结余，由于信贷资金已经安排，资金“一女二嫁”，结果导致通货膨胀，后问题暴露，错误纠正。财政、信贷与物资平衡是资金与物资的平衡。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资金与物资有对应关系。没有物资保障的资金供应容易引发通货膨胀。“四平”是国内外平衡、内外资金与物资的平衡。坚持“四平”，实现了宏观经济稳定。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经验不足，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在不断地探索中获得经验的。当时，中国财政与信贷实际上是一体的，信贷出问题，财政也就出问题。货币发多了，就需要回笼货币，在20世纪60年代有过出售高价商品回笼货币的实践探索，促进了物价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改革实践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蕴含着不少前期探索得来的经验。
由于政府掌握资源的减少，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平衡的理论逐步取代了“四平”理论。这不能理解为“四平”做法的不合理和“四平”理论的错误。相反，这说明经济环境的变化要求有不同于“四平”的理论指导实践，要求换个角度解决问题。政府掌握资源的减少，说明按照老方式进行调控已经无法奏效。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商业银行成为独立的经营主体，在财政与信贷的平衡关系上，意味着原先的做法已经无法沿用。物资供应体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多数企业已经不能按照物资调拨的方式配置资源。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统一调拨物资的方法虽然有用，但是影响较小。中国共产党在宏观经济管理上的探索，更好地发挥了财政政策的作用，促进了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
宏观经济管理从最初的单一经济目标，走向更加多元化的目标。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经济增长都是政策目标。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宏观经济管理在发生变化，财政政策因时因势而变。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超越“四平”，更加灵活地利用财政赤字、赤字财政，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政策。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政政策功不可没。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党领导的财政事业遇到了一系列困难，但经过努力，困难都得到解决，这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信念。对于未来事业的发展，肯定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只要我们有信心、有信念，难题总是能解决的。
四、 财政事业探索中的忠诚与专业是保障财政事业顺利推进的关键
对党领导的财政事业忠诚，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要看行动，要看如何想方设法为党领导的财政事业尽心尽责。在各条战线上工作的共产党人，为财政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这是党领导的财政事业发展史的主流，从中可见共产党人对财政事业的忠诚。
（一）忠诚与能力
忠诚需要能力。党领导的财政事业的专业性，决定了仅有满腔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相应的专业能力，才能适应事业发展的需要。最初的能力主要是文化要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财政服务事业全局要求的复杂性与日俱增，财政专业化水平要求越来越高。这意味着，为财政事业工作，就需要相应的高专业水准。财政事业的专业性，意味着一般人难以理解财政事业内部的事。即使有财政信息的公开，也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并不是所有公开的信息都会被理解，并不是所有公开的信息都会被用于有效治理。在这种条件下，财政制度建设很重要。防患于未然。财政领域的腐败治理，可以促进财政制度的执行。当遵守制度蔚然成风时，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准就会相应提高。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制度的保障。政府采购制度的建立，节约了大量政府采购成本。当然，政府采购制度自身也有进一步优化问题，优化后政府采购制度效率将进一步提高。总体上看，财政制度建设是第一位的，但仅此是不够的。作为执政党，共产党人本身就有更高的道德要求。私德的培养，可以降低治理成本。私德与公德要有机结合。德治与法治的共同作用，可以让党领导的财政事业取得更大的辉煌成就。法治国家并不排斥道德的建设。过去一直有法治和儒家治理之争，现代国家只能是法治国家，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完全可以和法治形成互补。每个人从内心排斥腐败，并有抵御腐败的能力，就能给社会构筑一道防腐的阵线，将道德转化为行动。
（二）崇德与敬业
崇德要转化为敬业，要转化为对职业的激情。财政事业有艰难险阻，不能掉以轻心，不能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心理。在当前各种挑战较多的情况下，财政事业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都可能遇到不同程度的挑战。面对挑战，党的财政工作者不能当逃兵，而应该坚决地、积极地去应对。崇德转化为一种精神境界，才能将事业进行到底，才能让党领导的财政事业发展越来越好。
崇德与树立正确的党史观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正确地看待失误和挫折。失误和挫折对事业造成破坏，但学史的目的不是揪住问题不放，而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规律性办法。学习党史，要对失误和曲折有正确的认识，不是去抹黑，而是要对失误和曲折的形成原因有更深入的思考，以防未来再犯类似错误或再遭遇类似曲折。一个具有先进性的学习型组织，也不可能不犯错误，经验不足、情况复杂、新问题出现都会导致知识储备不足、应对经验不足、对策思路不够准确等问题的发生。重要的是把握财政事业发展的主线，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财经战线上如何去克服困难，如何去实现奋斗目标。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去认识财政事业发展的问题。成就是主要的，失误和挫折在特定时期造成损失，但绝对不能构成主线。
（三）关心“国之大者”
财政事业的发展，需要学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敷衍了事，只会增加各方面的负担，而不利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学习党史，要和财政事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要有针对性地学，让党领导的财政事业发展史凝聚成新的力量，推动财政事业开新局。财政事业的发展，要关心“国之大者”。党领导的财政事业，在全国层面，属于“国之大者”，这是由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决定的。财政事业的发展又需要各部门各地方的参与，各部门各地方有局部利益，但必须服从整体利益，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来服务财政事业，从而让“国之大者”得到真正的关心和落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方面就做出了表率。新中国成立初期，财政很困难，各种矛盾都反映到财政上来，预算盘子很难定，中财委开会给各地区定指标面临很多困难，地方和中央上下一心克服了困难。相关事例可参见戎子和（1980）。正是共产党人的全局观保证了党领导的财政事业的顺利发展，学习党史，当从中汲取力量。
学史崇德。崇德的最具体表现还是要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同样属于“国之大者”，这本来就是党的优良传统。学习党史，就是要把传统发扬光大。适应新时代人民群众需求的新变化，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多少合适？宏观税负怎么定？这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负担，关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党领导的财政事业发展史表明，财政问题不能就财政谈财政，财政与经济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财政收入（税收收入）的取得不能竭泽而渔，要放水养鱼，水大鱼大。财政支出要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公共服务改善的需求，财政支出致力于改善民生，这在和平时期尤其重要。财政事业发展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是否充分来判断的。毫无疑问，财力需求是无限的，在一定条件下，所能满足的只能是部分。办实事解难题，同样需要能力。不是财力投向哪里就代表办事，不是筹集收入就是在办事。这里有如何办实事的问题。
五、 财政更好地为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提供保障
建党百年之际，正值“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财政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财政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扮演重要角色，要成为基础和重要支柱，需要做的事情很多。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财税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实施更加有效的财政政策，深入研究重大财政问题，加快财政智库建设，加快财政学科建设等，都是保证财政事业顺利前行所要做的工作。
（一）理论工作者的担当与财政学科建设
财政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交汇点。财政如何正常运行？财政可持续性如何保证？财政政策空间有多大？财政风险如何有效防范？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用理论来指导实践。2021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五周年，深入贯彻讲话精神，书写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新篇章（谢伏瞻，2021），需要理论工作者加快构建中国财政学，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添砖加瓦。
加快构建中国财政学，就要加快财政学科建设，推进财政理论创新。财政学科建设最终是为解决财政问题服务的。财政智库建设着力解决的主要是现实财政问题，财政学科建设则为财政问题的解决提供知识和增加人才储备。财政学科建设要遵循学科演变规律。近代以来，学科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传统中国人做学问，经史子集在一起，文史不分家。在西学东渐中，财政学逐步独立出来，现实中又有经济学视角的财政学、政治学视角的财政学、法学视角的财政学等等之分。同样是财政学，有文字描述多的财政学，有数字应用多的财政学，这是学科精深化的表现，但也说明中国财政学发展还不够成熟。财政学科建设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包括发展方向、研究方法、学科体系等等，需要进一步努力。
财政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必须体现在它能做其他学科所不能做的事上。财政学科发展已经面临严峻的挑战，挑战并非源于财政问题不重要，而是财政问题太重要了，各学科都在投入资源加强财政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会计学研究中有政府会计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内容。公共管理学研究中有公共政策和公共财政问题。法学研究中有财税法问题。金融学研究涉及财政金融关系、国债、地方债。社会保障本来是一个标准的财政问题，在学科归类中，公共管理学下设社会保障二级学科。对于一个交叉学科问题，这未尝不可。关键是财政学能提供一些与众不同的研究成果吗？如何结合人口老龄化的特征提出相应的对策是个大问题（都阳，2021），从财政视角来看，社会保障支出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而面临更大的挑战。发达国家财政支出中有一大半用于社会保障支出，中国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占比还较低，但人口老龄化有增加财政支出的内在趋势，社会保障的成本在不断抬升，社会保障支出占比肯定会持续攀升。而且在未来，同样的社会保障服务，可能意味着所需要的财力更多。对社会保障支出的预测，仅考虑物价水平，只分析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是不够的。养老服务价格上涨速度可能超过一般物价，物价水平的影响需要结合物价结构进行分析。与人工相关的公共服务支出肯定会扩大，那么它是如何提高的？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一些养老服务的提供可能为机器所取代，这会不会降低养老服务的成本？未来有许多未知数，这都需要深入研究。在财政学科建设中，财政学者不能放弃自己的领域，要去深入研究其中的精深问题。毕竟不少财政学具体领域的知识带有专业性，望文生义不能解决问题。当然，这不等于要排斥他人研究。所有对财政问题感兴趣者均可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参与攻关。
财政学研究和教学都应该有高地，以发挥引领作用。要对真正的财政问题进行梳理，大量科研资源应该投入到真正有用的地方。财政学科的重要性在于专业化分工，让有共同偏好的人士一起研究财政问题。财政学教学中也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面对重大财政问题，构建中国财政学，编写中国财政学教材，都是现实问题。财政实践与财政理论、财政学科建设是相互促进的。财政事业的发展，需要多条战线协同。一方面抱怨理论工作者脱离实际，一方面又不让接触实际信息，显然自相矛盾。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有助于解决这一矛盾。财政决策让更多人参与，好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但现实可能是，担心这样那样的社会反应，方案出台前只是让极少数人知道。结果由于少数人知识的局限性，可能直接导致本来在决策阶段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甚至引发新问题。共产党人没有自身的利益，只有人民群众的利益。公共资金的筹集和使用体现人民的利益。事情越来越复杂，仅凭少数人的参与是远远不够的。财政事务，需要更多人参与。
财政知识的普及日益重要。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配置资源占比较高的国家，不少公共问题都与财政有关，各行各业都懂财政，就可以减少在财政问题上犯错。人人都要懂财政学，这不是站在一个学科或局部团体的立场上说话，而是基于公共利益所发出的倡议。财政所筹所用的都是公共资金，在现代国家，公共资金涉及众人利益，所有人对这样的大事至少都有点“ABC”的知识，也是有助于问题解决的。公务员考试更应该专门设置财政学板块的内容。财政学基础知识应加快传播，融入通识教育，成为现代社会的通用知识。
（二）应对重大现实问题，更好地发挥财政作用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这是邓小平1990年12月24日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之一，参见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载邓小平（1993），第364页。从脱贫攻坚战到乡村振兴，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都离不开财政的支持，这同样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需要我们共同去探索。新发展格局下的财税改革，无疑要直面这个难题（朱青，2021）。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如今已经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全球事务的开展离不开财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考虑各国的约束条件。中国目前所处的新发展阶段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有那么充裕的财力。“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共建，需要各国政府在其中共同发挥作用，需要全球视野的财政与财政学来促进国际财政问题的解决。
疫苗接种是公共卫生问题。一个小小新冠病毒，让世界不得安宁。这也可以看到人类的脆弱。未雨绸缪，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筑更加有效的安全防线，不是一个国家、甚至任何一个大国就能做到的。任何疫苗封锁的做法最终是不得人心的，最终损害的是全人类的利益。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受益于世界市场的形成，受益于分工的扩展。将自己封闭起来，即使是一个技术保持领先的国家，也可能因此失去更快发展的机会；对于技术落后的国家，一开始封闭，最先受损，但国内的某些产业也可能因此获得发展机会，这是就具体而言的。总体来看，封闭市场，让世界市场分割，最终会让全人类受损。因此，从财政的视角来看，就需要有对应的研究。政府如何服务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财政在其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样的事情，在全球化程度不深的背景下，是不会得到研究的。需求促进研究，时代命题推动研究。
数字财政是新问题。在数字经济的冲击下，国家治理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已不能熟视无睹。财政管理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如何进一步优化？数字经济的发展，财政国库管理的现代化，让许多过去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财政支出执行，政府间财政关系也面临新的变化。直达机制对中间层级的财政有什么新要求？直达机制又进一步提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问题。数字税收问题同样是需要解决的难题。
六、 结语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学习党领导的财政事业发展史，就是要把握财政事业发展的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财政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转化为解决实际财政问题的能力。以大历史观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大势（中国历史研究院，2021），更进一步把握财政发展的规律，对照现实，创新财政理论，按照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加快推进中国财政学的构建，对于财政理论工作者来说，这是当仁不让的战略任务。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财政理论工作者摆脱苏联财政理论的束缚，对财政本质和职能等理论进行创新性研究，逐步形成了国家分配论、剩余产品决定论、再生产理论、价值分配论、国家意志论、社会共同需要论等学术流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定后，双元结构财政模式和中国式公共财政理论应运而生（叶振鹏、张馨，1995；张馨，1999）。进入新时代，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相适应的现代财政理论也在逐步形成和完善之中，需要对现代财税体制的理论源流进行探索（高培勇，2021）。构建中国财政学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仍然需要实践的推动，需要理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