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因为我们刚刚结束了中央经济会议特别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是最近经济学界讨论比较热点的一些术语，比如说叫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我们也知道党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也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第一条就是创新发展，所以我想就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加上创新发展这个要求，那应该是体现在什么上面呢，我想在这个特定的新常态的发展时期，应该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上面，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些和我们的发展阶段相关不是周期性的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减速的几个趋势，介绍这几个趋势，从中引申出结构性改革为什么是供给侧，应该在哪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个跟我长期关注的问题有关，导致全要素减速的第一是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下降，我们知道全要素生产率在研究时，有时候会分成两类，一类是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也就是说把你原来没有用好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产值不对称的生产率，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部门以后，就会带来资源配置效率，这个是全要素生产率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他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一步改革带来的一些效率的提高，那么是另外一部分。对于中国来说在过去3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过程当中全要素生产率构成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也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在2009年看到，我们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7%，其中有8%是来自于资源重新配置，也就是说是劳动力从剩余状态，农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本身贡献8%，在2009年能够做出资源重新配置的效应的贡献，是因为那时候农民工是以4%左右的速度转移到城市来，如果这个转移速度过慢，很显然资源重新配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必然会减慢，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速度已经放慢，它不是什么周期性的问题，因为它是和我们中国人口的变化是相关的，也就是说第一我们看到经过多年劳动力的转移，我们农业劳动力比重已经大幅度下降，下降到什么程度，如果你去查中国统计年鉴你看到接近30%还在务农，这个数字口径是问题的，和我们使用的口径不一样，通过重新估算大概2014年中国务农的劳动力比重只有19%，相应的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人在不断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因为我们在用农民工这个词的时候，有时候也换一种说法叫做农业转移劳动力，事实上农民工不是农民转移劳动力，因为在农业中的劳动力多数是40岁以上的，他转移不出来，他也是没有转移的意愿，真正进城农民工是新毕业人口，就是16到19岁的初中到高中这段毕业及肄业的学生，他们是每年农民工的主体，这个数就是农村16到19岁的这部分人口，2014年达到了峰值涨到最高点，从今年开始乃至以后就是负增长，能够到城市来打工的人已经是负增长，农民工外出转移的速度一定会下降，事实上已经下降了，早些年大概五年增长4%，去年农民工增长速度只有1.3%今年上半年只有0.1%，这就是它的效率。这种劳动一转移速度显著下降必然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放缓。
我们白重恩教授做了研究，我们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已经放慢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固然还有一定的潜力，比如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在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20%，到这个水平上，之后它还会继续比较快的下降，一直到10%以后下降速度才会平缓，因此我们让农民工外出打工还是有潜力的，但是更重要的潜力是说，现在农民工进城以后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基本保险，没有基本公共服务，因此他的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通常40岁以后就面向返乡的巨大压力，因此提高劳动力参与率，特别是农民工非农产业的参与率，是保持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方面，因此加快户籍改革，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是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也是遏制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这是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导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放慢的因素，就是人力资本改善速度也在放慢，有一些研究，比如说美国的（英文）作者，他们做的研究是说，一个国家如果人力资本越强，它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可能性就越少，也说人力资本处在一个模型中，本身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但是同时有一部分因素就要进入全要素生产率上面，因此人力资本不断改善是全要素生产率得到不断改善的重要的贡献因素。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力资本改善速度也开始放慢了，为什么呢？因为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劳动力总体的素质是因为，很显然是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而新增长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最高，因此你的新增长的劳动力每年是增加的，你就会不断改善改善整体人力资本，如果你新增长劳动力已经放慢了速度，甚至可能是负增长的情况下，那你的人力资本的改善就可能会放慢。事实上我们看到，我们把新增长产劳动力就看作是小学毕业、初中毕业及肄业、高中毕业及肄业、大学毕业及肄业、研究生毕业及肄业，这个数是逐年减少的，因此我们按照这个来推算，我们中国劳动力总人力资本总量，也就是说劳动力数量乘以受教育年限，我们预测了一下，大概在2011年到2020年期间是每年以1%的速度递减的，从这儿看我们人力资本是今后发展不力的，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减慢，因此为了防止全要素生产率减慢，也为了防止人力资本本身对经济增长贡献下降，我们必须要有大的思路，也就是说必须要采取非常的措施，要让人力资本得到迅速提高，这个具体措施不说了。
第三个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可能下降的因素是投资率太高，这个看了白重恩教授写的东西，还有（英文）他们说，跟柏林看，凡是投资率太高的国家，可以说在资本形成率通常都会有比较差一些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我们做了比较，我们2009年的时候，我们的投资率，按我们年鉴说的是46%，正好提供了那几个除了中国之外的，20个最大的经济体平均水平正好是中国的一半，也就是说中国的资本投资率的确太高了，从那儿以后一方面由于我们应对金融危机我们实施了大规模刺激政策，投资率有进一步提高。另外一方面由于劳动力短缺，工资成本上升，我们采取了大量用资本替代劳动的措施，也导致资本劳动力的显著提高。那这些因素我们今天的投资率没有下降，反而有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看到国际经验，就是投资率太高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一个原因。说穿了，也就是说你已经产生了一个要素配置的比例失调，那么你在全要素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过渡投入导致资本报酬递减，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资本使用率的下降等等，那么再加深你本身就是一个人为扭曲配置结果的话造成产能过剩，因此这就是下降的重要原因。这个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的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想目前我们做的是两步，一步是伤筋动骨动存量，要对结构进行表征，再一个就是说，还要从机制上、体制上采取足够大措施，让新增量不要产生了，否则你可能这个问题会继续延续下去，在我们这个特定发展阶段，你没有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你其实就没有GDP的增长。
第四个叫做创造性破坏过程被阻碍，因为我们知道在特别在产业结构调整加速的一个发展阶段上，也就是今年的新常态，就是经济增长减速，产业结构增长加速和生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加速，在这个特定时期，我们有一个提高效率的源泉就是创造性破坏，创造是创造新的企业，创造新的产业，新的经济增长源泉，而创造的这些东西既然新，就是说是脱颖而出的，是异军突起的，对它来说是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使它能够脱颖而出的一个根本保障，因此创造是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同时创造性破坏，破坏也是带来全要素生产率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破坏了这些生产率表现不好的企业，不好的产业，不好的投资领域，同时还有一个中国现在已经显示出的问题就是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含义就是它已经陷入到停产、半停产状态，靠补贴生存，它占用大量的资源和生产要素，但是它已经不能正常使用这些资源，因此这个生产率极低，有一些是负数，在这种情况下，你破坏掉本身也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创造性破坏两者加起来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也恰恰处在这样的发展阶段，但是在你有一些体制性的障碍，在妨碍着创造，你新生的企业可能没有被人们，不能够得该有的支持，和良好政策制度的环境，因此不能进入到竞争性行业里面，因此你在妨碍创造，你在妨碍进入。另外还有一些垄断性的企业，由于就业的原因，由于保GDP、保税收原因不愿需意让它死亡和退出，因此它像僵尸一样在那里生存，因此其实也妨碍了它的破坏过程，因此也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因素。我们的改革要既创造退出的制度环境，要让它能够没有竞争力就应该消亡，又同时创造进入和创造的必要的条件，这两个能够正常进行，与此同时通过社会保障，使社会保障托底，保证工人的基本生活，有更好的机会转岗进入新的岗位中去，这个需要特定的机制。我们目前在没有这种机制下，全要素生产率减慢就必然的，如果通过改革创造这样的政策环境我们就可以遏制住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趋势，保持生产率的增长。
因此总得来说，就是四个方面，可能在特定阶段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减慢的原因，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找到四个方面着力改革方向。总得来说，我们最近看到比如说大企业联合会和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说，全世界都面临着全要素生产率减慢的这么一个过程，比如说联合会的数据显示，大概在1996到2006年期间全世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是1%，到了2006年到2012年期间就降到0.5%，截止到2014年最近三年时间里大概就在0%左右徘徊，我们恰好跟这个重合，我们在这个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减慢了，但是正像国际上的一些研究显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既有一些共同的原因，也有一些和国别相关的特殊的原因，不能一概而论，各有各的不幸，因此我们应该找到我们自己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有特色的因素去对症下药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最后一句话就是中国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我们中央叫做新常态在这个新常态中我个人来看它是一个重要转折，这个转折说什么呢，说过去我们可以在全要素生产率之外，还能够寻找到中国特色经济增长源泉的话，你每一个GDP的增长都可能来自全要素生产率，我们政府在这个技术中，中国经济增长中高速就可以保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