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21年下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反弹拖累，全球经济复苏势头放缓，国际经济格局在调整中加速重构。三季度我国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就业整体情况较为平稳，外需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财政收支矛盾有所缓解。但受疫情点状暴发、少数省份遭遇严重水灾、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客观因素影响，内需和生产下行压力有所加大，电煤等商品价格高企，金融风险有所暴露。建议统筹好各项政策时度效，加强政策协调，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科学引导市场预期，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注重促进就业和居民增收，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缓解实体经济运行成本上升压力；完善电价调控机制，推动煤电领域纵向一体化；切实做好保供稳价工作，努力缓解实体经济困难；针对疫情局部散发的局面，研究设立补偿救助措施，稳定市场主体的预期和信心；更加注重保就业、保收入和保民生，促进国内需求恢复；统筹好稳增长、调结构与防风险的平衡，妥善处理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关键词 宏观经济 大宗商品价格 经济政策协调
一、全球经济复苏放缓，国际经济格局加速重构
（一）受新冠肺炎疫情反弹拖累，全球经济复苏势头放缓
发达经济体虽然在二季度经济实现较为强劲复苏，但由于疫情反弹，三季度增速放缓（IMF，2021）。由于疫情反弹、纾困资金刺激作用消退、物价上涨以及供应链约束造成供应紧张，美国消费支出增速回落，美联储调降了增速预期；日本和欧盟经济虽从一季度环比下降转成二季度环比增长，但是进入三季度以来持续下降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经济复苏势头已经走弱。由于在疫苗获得与接种以及财政政策支持力度和货币政策取向上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新兴经济体复苏更加疲软，尤其是印度和东盟疫情反复造成增速不及预期，拖累新兴经济体整体增速预期下调，新兴经济体增速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局势出现暂时调整，二者增速差显著缩小。饱受新一轮疫情冲击且遭遇免疫鸿沟和数字鸿沟困扰的非洲等欠发达地区复苏更弱，与发达经济体发展鸿沟进一步拉大。此外，发达经济体超常宽松政策及其退出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产生显著外溢效应，为了应对通胀、本币贬值和资金外流，已有巴西、匈牙利、墨西哥、俄罗斯等多个新兴经济体开启加息进程。随着通胀持续高企，特别是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更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将不得不在经济尚未恢复之际被动加息，收紧的融资环境将对其复苏进程构成新的阻碍。
（二）需求恢复带动全球货物贸易复苏，供给侧瓶颈对贸易增长构成明显制约
由于各国防疫限制，全球服务贸易增长依然缓慢，但受经济恢复和需求增长影响，全球货物贸易实现恢复性增长，预计2021年或将实现10%左右的同比增长。然而供给侧瓶颈对全球贸易增长构成明显制约：一方面，海运成本暴涨，特别是集装箱由于周转不畅出现“箱比货贵”现象，石油、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明显，加上用工成本不断提高，外贸企业成本压力将继续累积，面临有订单而不敢接的尴尬处境；另一方面，疫情造成消费模式转变，对私家车和居家办公与娱乐的电子产品需求增加，但芯片短缺对汽车和电子产品供给形成限制，供需出现错配。
（三）国际金融市场多类资产价格创出新高，货币政策调整可能引发市场震荡
为摆脱疫情冲击下短期经济衰退，各国采用超常货币与财政刺激措施应对，导致资产价格飙升，全球主要股指同比增幅纷纷创出新高，且估值普遍偏高，比特币等互联网相关资产泡沫化趋势明显，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和巴西、土耳其、墨西哥、智利等新兴经济体房地产市场价格指数自2020年以来陡然攀升至历史新高。超级宽松政策下的投机炒作和对冲通胀需求引起资本追购大宗商品，反过来进一步推高了本就因供需失衡而高企的大宗商品价格，导致全球通货膨胀持续时间更长，各国货币收紧压力加大，美联储缩减购债计划趋于明朗，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抢跑”加息。全球资产价格泡沫化引发市场担忧，投资者正逐步将资金转向货币市场基金等避险资产，对冲基金已开始提前抛售美股、比特币等高估值风险资产，造成近期股市和加密货币回调。流动性收紧将降低投资者风险偏好，可能导致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并引发全球股市、债市、汇市波动，全球金融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面临大幅波动甚至爆发新一轮金融危机的风险。
二、2021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运行态势与特征（一）内需有所回落，供需两侧同步放缓
一是在供给方面，三季度受益于出口拉动，工业生产两年平均增速仍高于疫情前水平，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较快，但与上半年相比，受电力紧缺、能耗“双控”限产、国际运输瓶颈等因素制约，三季度工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速有所放缓。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业较快增长。与上半年相比，三季度服务业生产指数两年平均增速也有所下降。二是在国内需求方面，制造业投资两年平均增速有所好转，但受房地产销售增速下降、专项债项目管控加强等因素叠加影响，房地产投资两年平均增速有所回落，基建投资两年平均增速下降明显。受自然灾害、疫情反复等因素影响，消费整体恢复较慢，与疫情前增速相比仍有较大距离，餐饮收入同比出现下降，外出旅游与疫情前仍存在较大差距。
（二）制造业支撑就业有力，但就业质量改善基础仍不稳固
得益有力的稳就业举措，前三季度就业的整体情况比较平稳，但农民工回撤、青年失业率高企等情况表明实际就业形势仍不乐观。由于疫情暴发以来劳动参与率明显下降，调查失业率回落包含一部分统计效应：高校毕业生暂缓就业、进城农民工减少、育后妇女半自愿退出就业等新特征对改善就业质量缺乏实质性贡献。近期外出农民工以及其中的进城农民工明显减少，农民工“退出”城镇劳动力市场现象，未能被准确及时地反映到城镇调查失业率中。青年群体调查失业率可一定程度剔除农民工退出现象，更客观地反映劳动力市场状况，但2021年三季度青年失业率仍然高企，尽管相比2020年同期略有下降，仍明显高于疫情暴发前的水平。受就业创业机会收缩因素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滞后于经济增长，反向制约消费和就业创造。
（三）物价分化加剧，电煤等商品价格高企
当前，我国物价走势的高度结构化特征继续呈现，PPI涨幅走阔而CPI涨幅有限，物价分化加剧。一是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分化。2021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复苏带动大宗商品需求扩张的同时，部分地区能源原材料产能和运输仍然受限，加之全球流动性泛滥等多因素推升，大宗商品价格普遍明显上涨，部分门类已经偏离经济基本面支撑。当前，我国通过推动进口多元化、实施保供稳价政策等方式，不同品种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分化，铁矿石、铜等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二是电煤价格高企。受需求增加，部分煤矿限产等因素叠加影响，电煤价格高企，对电力、供热等行业企业经营造成较大压力，三季度大型煤电企业普遍亏损。三是PPI高位运行，CPI低位徘徊。三季度PPI同比涨幅扩大，超过9%，为2008年9月以来最高值，PPI短期内仍将保持高位运行。受猪肉价格持续下跌等影响，三季度CPI同比涨幅降至1%以下，CPI短期内仍将保持低位运行。
（四）进出口保持旺盛，部分出口企业“增量不增利”
一是我国外贸延续高速增长势头，前三季度出口两年平均增速创出10年来新高，但作为出口先行指标的PMI新增出口订单连续下降且落入收缩区间，预示出口增长大概率已经见顶。我国出口全球占比回落，前期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有所减弱。二是我国出口增长从上半年主要由出口数量增长推动，转变为三季度主要由价格因素推动。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海运费用攀高、用工成本上升、前期汇率升值幅度较大等因素影响，部分出口企业以人民币计价的利润受到侵蚀，有的甚至出现出口“增量不增利”的矛盾。三是货物贸易和银行结售汇均延续顺差格局，但在贸易条件恶化及非美货币相对美元走弱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外汇储备积累速度明显慢于出口增速。
（五）财政总体呈现超收缓支格局，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力度偏弱
三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入增幅继续高于支出增幅，前三季度累计财政收入完成预算目标的进度超过财政支出完成预算目标的进度。与前两年相比财政收支逆差明显改善，政府存款上升。累计税收收入已超越疫情发生前增长态势。受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上涨和基数效应影响，税收收入增速持续高于名义GDP增速。增值税累计收入回升至2019年运行轨道，企业所得税累计收入超过2019年同期。中央财政本级支出持续压缩，中央财政收支盈余持续扩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受基数较高叠加经济增长减速等因素影响，三季度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同比增速均有所放缓。同时，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地方财政收支分化，土地财政依赖度高的地方财政仍较为困难。三季度地方债发行相比上半年有所加快，但进度仍明显慢于往年。在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力度总体偏弱。
（六）货币信贷增速进一步放缓，大型房企风险有所暴露
三季度广义货币量增速与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均进一步放缓。调查显示，企业总体信贷意愿不足，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增速进一步降低。地区与行业之间信用分化、融资分化的格局边际上略有缓解，但仍然较为突出。恒大系多家公司风险暴露，部分地产项目停工、商业票据到期无法兑付、理财产品遭遇挤兑、上市公司股价大幅蒸发。由于涉及众多购房者、员工、供应商和金融机构，需高度重视其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
三、当前须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一）疫情发展存在新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
1. 部分国家新增感染率和死亡率再次上升。2021年7月初以来，大型经济体中，美国、英国每日每百万人新增病例快速上升，死亡率有所上升。小型经济体中黑山、格鲁吉亚、以色列、古巴、马来西亚、蒙古、伊朗、哈萨克斯坦、泰国、越南等国疫情也曾一度持续恶化，每百万人口新增感染率超过英美等发达国家。9月份以来，尽管上述多数国家每百万人口新增感染率和死亡率有所下降，但马来西亚等国仍居高不下。据统计，英国接近100%的新增病例是感染德尔塔（Delta）病毒；美国、德国、法国Delta病毒感染率均超过90%。我国也发现少量感染Delta毒株的境外输入病例，导致国内部分地区再次成为中高风险区，国内疫情点状发生，疫情防控压力仍然不可小视。
2. 疫苗接种率国别差异导致全球出现“免疫鸿沟”。美英等国垄断了高端疫苗生产和全球疫苗分配，优先满足发达国家。中国已经向10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但数量仍难以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疫苗接种率国别差异导致全球出现“免疫鸿沟”，而免疫鸿沟的出现又进一步造成发展鸿沟，少数疫苗接种率高的发达国家放松疫情管控，正在开放，而疫苗接种率极低的欠发达国家则正在因疫情困扰而不得不重新封锁并造成经济增长放缓。
3. 未来疫情发展存在新的不确定性。美国和以色列计划推行第三针疫苗，说明疫苗提供的初始免疫力会随时间推移而减弱，疫苗对Delta变异病毒的有效性不足。8月12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授权免疫低下者接种第三剂疫苗，期待2021年秋季能保护最脆弱的群体免受Delta变种毒株感染（一般民众暂时不需要第三针）。人口密集的北半球国家将迎来冬天，是否会出现新的变异病毒？各国能否及时加固免疫屏障？疫情会持续多久？这些都还有待观察。
（二）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行业和区域分化有所加剧
1. 工业和服务业增速放缓。三季度工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速明显回落，粗钢、汽车、挖掘机产量降幅较大。受缺芯等因素影响，汽车整体产销延续下滑趋势，全年产销可能为近年来最低。三季度服务业生产指数两年平均增速也比二季度显著回落。
2. 消费和投资增速回落。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基建和房地产投资两年平均增速均比二季度明显回落。消费和投资增速回落的背后，虽有基期效应的作用，但也受到增量边际放缓的影响。
3. 行业分化加剧。受前述多重因素综合影响，前三季度我国各行业、各省市工业生产增速和企业利润增速出现较大分化。医药制造、电器机械器材、计算机通信、金属制品、专用设备、通用设备等行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长都超过10%，但煤炭、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开采及冶炼等行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速都低于5%或为负增长。上下游行业利润分化明显，三季度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营业收入利润率差距继续扩大，其中煤电企业亏损面显著扩大，煤电及新能源发电企业资金周转压力突出。
4. 区域分化有所加剧。受疫情冲击下的行业结构变化影响，北京、江苏、浙江、重庆等省市区工业增加值增长较快，内蒙古、黑龙江、辽宁、河北等省区工业增加值增长较慢。受行业利润差异影响，北京、重庆、内蒙古、山西等省市区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较快，东部沿海区域工业企业利润两年平均增速相对偏弱。
（三）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上涨，中下游和中小微企业运营成本上升
1. 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在执行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上存在偏差，加剧了大宗商品短期供需矛盾。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然而，当前部分地区部分行业由于对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领悟不深不透，对绿色低碳发展的谋划不深不细，加剧了短期供需矛盾，推升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拉高了实体经济的运行成本。特别是电力领域，部分地区拉闸限电对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产生一定影响，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总体来看，煤价过高导致火电供给偏紧是拉闸限电出现的主要原因，但不同地区存在一定差异。东北地区，天气原因使风电骤减，导致电力供应缺口达到严重级别，为防止电网事故而对居民拉闸限电。粤浙苏等地，外贸订单逆势增长，经济复苏势头强劲带动用电需求高涨，导致2021年上半年能耗“双控”目标未达要求，因而对“双高”企业采取限产限电措施。云桂青等西部地区，由于电解铝、工业硅等部分高耗能项目近年“西迁”增多，用电需求不断提高，能耗“双控”目标也未达要求，加之近期传统水电资源供应不足，因而也对“双高”企业限产限电。
2. 供应链瓶颈制约短期内难以缓解，带动PPI延续上涨势头。除全球货币超发因素外，受供需格局、供应链瓶颈制约等因素综合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一段时间内仍可能保持高位运行，进而带动PPI延续上涨势头。一方面，近期我国和部分发达国家对大宗商品的需求有所增加，而拉美和非洲等大宗商品主要出口地区的供给能力仍未恢复，导致“需强供弱”的格局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多数大宗商品行业投资周期长、产能见效慢，难以短期扩产，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供应链紧张。同时，运费飙升、缺柜、塞港、极端气候、新造船舶交付周期长等航运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供应链紧张程度。
3. PPI与CPI走势分化加大，加剧了中下游及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当前，PPI上涨向CPI传导不顺，对处于产业链中下游的中小企业发展产生较大冲击。其一，推高了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中小企业大多处于同质化严重的产业链中下游，且其议价能力和成本传导能力有限，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导致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持续推高，利润水平持续承压。其二，中小企业面临的结构化市场需求问题突出。调研显示，PPI与CPI分化所产生的结构化问题，在中小企业市场需求上表现非常明显。一方面，2021年以来，部分行业的中小企业订单量明显下降，导致被动减产；另一方面，部分行业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已经传导至消费端，有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出于对自身成本的考虑，选择主动减产，出现了“有单不接”“长单不做”的现象。
（四）稳就业和保民生领域问题仍然较多
1.青年等重点群体就业尚不充分。青年群体就业意愿转变、农民工离场、育龄女性劳动参与率下滑、新就业形态增加等因素导致统计范围变化在拉低调查失业率的同时，掩盖了劳动力市场的深层矛盾。20~24岁大专及以上学历的青年群体更多在服务性行业就业，疫情点状散发仍限制着服务业恢复，导致该群体失业率持续处于高位，与此同时，应届毕业生延迟就业、柔性就业现象增加，表明高教就业服务部门与劳动力市场衔接不充分、部分毕业生自身就业意愿不足、劳动力市场存在大量人力资本的闲置浪费情况。市场主体修复式增长，但创业对就业的边际带动能力趋弱，平均每新增1个市场主体对应的城镇新增就业数量从2015年的0.9个持续下降到目前的不足0.5个，表明新增市场主体规模过小，实质性经营程度较低。
2.劳动力市场面临失衡与供需错配压力。行业规范新要求叠加疫情余波冲击，“冗余”劳动力持续释放但职业转换入口尚未充分打开，导致劳动力市场多重失衡。其一，高排高耗行业年龄偏大的一线工人面临再择业困境、部分行业整顿数百万原从业人员转岗重新加入求职队伍、房地产销售与中介行业就业机会阶段性收缩等因素对劳动力市场岗位供给提出新要求，对构建和维护和谐劳动关系带来新考验。其二，居民服务、交通运输、酒店旅游等密接行业用工需求仍然回升乏力，而高技术制造等领域的企业用工需求长期得不到有效满足，劳动力市场供需错配仍然严峻。其三，年轻群体就业心态转变，更多人倾向于到受约束少收入灵活的服务业部门求职或创业，制造业部门不仅高技术领域人才短缺并且持续显现出对普通工人的用工荒，岗位空缺与失业持续并存。
3.居民增收和保民生压力加大，消费提振乏力。就业改善基础不稳，尤其是吸纳就业较多的下游行业和服务行业利润受压缩，居民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占比预计下降，居民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中等收入群体债务负担较重，工资性收入难以转化为储蓄或财产性收入，并制约消费。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不同群体的非均衡性影响，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中低收入群体和以财产性收入为主的高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能继续拉大。此外，三季度不少地区出现极端天气或安全事故，叠加疫情随机发生，生产经营活动收缩导致居民收入增长受限，甚至生命财产严重受损，保民生压力加大。
（五）金融风险有所暴露
1.部分房企出现债务违约事件。9月份以来，恒大系多家公司相继曝出违约事件，目前风险仍在发酵。作为头部房企，由于其规模大、业务分布广、上下游关联方复杂，接下来可能在房地产业和金融体系中造成不容低估的风险传染，需要妥善应对。其一，该公司目前在全国各地尚有大量在建楼盘，其中部分已经预售，一旦预售楼盘因现金流断裂出现大面积停工和交付困难，则会波及数以万计的家庭。其二，该公司以商业承兑汇票等形式拖欠的贸易账款，如果发生兑付违约，风险会向供应商和建筑工程公司等市场主体传导扩散。其三，该公司尚有大量银行贷款和公开市场债券须偿还，如果发生违约，风险会向金融体系传导，尤其是个别对恒大系贷款集中度较高的中小商业银行可能遭受较大冲击。其四，恒大事件加深了金融市场对高负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担忧，尤其是房企海外美元债市场收益率大幅攀升，部分杠杆率偏高、信用指标偏弱的房企信用利差上升，再融资风险增加。
2.美联储缩减购债计划（Taper）趋于明朗，国际流动性环境边际转向可能引发金融震荡和新兴市场风险。疫情暴发之后，美欧等国家推出了历史性的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和欧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规模和M2的增速远超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根据美联储9月份议息会议公告，美联储大概率将于2021年底开始缩减购债规模，对疫后量化宽松政策实施边际调整。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美国就业岗位空缺数和空缺率处于历史高位，随着疫情财政补贴的退出，就业市场将稳步恢复，加之通货膨胀居高难下，调整货币政策的必要性在增强。尽管Taper并不意味着政策利率调整，但历史经验表明其可能引发美元回流，抬高美元币值和美国国债利率，从而改变大类资产定价基准，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尤其是新兴市场震荡。
3.一些地区与行业融资接续仍较为困难。其一，部分经济基本面和财政实力偏弱的地区社融下降较快、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仍然突出。《银行保险机构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的指导意见》（银保监发〔2021〕15号）一方面强化了银行保险机构向地方政府相关客户提供融资时须遵循的监管约束；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民营企业和社会资金参与专项债项目和城投公司项目的积极性。其二，在绿色低碳转型背景下，部分高耗能行业融资条件恶化。市场预期模糊导致相关领域企业融资难度骤增，融资成本明显上升。其三， 三季度海外中概股股价出现较大幅度下跌，国际投资者对我国平台经济反垄断等领域监管政策调整的理解存在误读和偏差。其四，个别互联网平台和仪器设备企业在数据收集和管理方面安全隐患等风险也须引起关注。
四、政策建议（一）统筹好各项政策时度效，加强政策协调，科学引导市场预期，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1.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注重促进就业和居民增收。一是在财政收入超预期增收、支出进度不及预期、经济增速放缓压力加大三重背景下，要完善财政支出预算调整的制度安排，提高财政支出预算调整的及时性，提高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和效果。二是积极财政政策在保市场主体的基础上，可更多考虑转向保就业和保居民收入，更突出普惠性，促进有效最终需求合理增长。三是加快专项债发行和项目实施，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建议充分运用新增专项债限额的额度，增强民营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专项债项目的意愿，落实好专项债项目，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资，缓解经济下行压力。
2.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缓解实体经济运行成本上升压力。一是在经济增速放缓压力加大情况下货币政策边际上应适度宽松，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供需两侧双管齐下，保持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一方面，缓解信贷需求端的不合理约束，适度提高市场化高效能主体的信贷意愿；另一方面，加大对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的支持力度，提高银行体系信贷投放能力。二是发挥好再贷款、再贴现和直达工具等措施的牵引带动作用，缓解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错配等因素影响，减轻实体经济运行成本上升压力。三是利用好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将动未动的时间窗口，合理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有效缓解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和债务负担。
3. 统筹好各项政策时度效，加强政策协调，强化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科学引导市场预期。一是把握好经济周期波动规律，提高能耗“双控”限产政策的分阶段、分区域实施弹性，避免简单化、“运动式”、“一刀切”。疫后一段时期，由于服务业恢复慢于工业，加之 2021 年制造业占 GDP 比重将比 2020年有所提高，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导致短期内单位 GDP 能耗指标上升具有一定合理性，并不完全等同于真实的能源强度上升和能源效率下降。二是在执行房地产“三条红线”“两集中”政策过程中，积极推动房地产业“软着陆”，既要防止土地拍卖频繁流标、热点城市供地不足导致后期房价暴涨，又要防止四五线城市房价过快下跌引发连带风险。三是对大型平台企业规范监管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在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条件下，监管部门对平台经济监管滞后，法律法规判定滞后是正常的，及时完善法律，加强监管是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建议在落实有关政策时，提前预告，给予自查自纠的时限，科学引导市场预期，增强市场主体发展信心，推动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合规经营和持续健康发展。四是各项政策在设计和执行过程中要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多采用市场机制、市场手段、市场工具，辅之以法律和行政手段。
4. 针对疫情局部散发的局面，研究设立补偿救助措施，稳定市场主体的预期和信心。当前，我国疫情已由大规模暴发转变为局部点状散发。散发疫情时间和地点难以预测，而一旦暴发就会对当地市场主体尤其是服务业中小微主体的生产经营造成较大冲击，削弱市场主体信心，影响投资意愿。出台事先明确的补偿救助措施，有助于市场主体稳定预期和信心。
（二）继续抓好疫情防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1. 持续做好点状疫情防控，统筹局部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应高度关注马来西亚、蒙古、伊朗、哈萨克斯坦、泰国等周边国家的疫情发展情况。科学管理各口岸的人员和物流进出，避免疫情防控措施对人员往来和货物运输的过度阻碍。在人流密集的口岸建设先进科学的留观区域，形成高效的检测、监测防控机制。对国内散点病例和区域坚持目标责任制，把疫情防控限制在局部范围。
2. 进一步提高疫苗防疫效力，提高疫苗接种率。继续加大国内疫苗研发力度，开发生产新疫苗。加快疫苗接种进度，提高疫苗接种率。争取早日形成与发达国家具有同等效力的免疫屏障，防止国际疫苗鸿沟阻断国际交流。
3. 增强硬核科技实力，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新冠疫情趋向长期化，要紧抓疫情发展的窗口期，充分利用制度优势，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大力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加快解决“卡脖子”难题。统筹规划半导体产业发展，加快芯片国产化步伐。推动5G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鼓励5G终端产品消费，尽快形成5G产业链。研究储备6G技术。加大改革攻坚力度，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坚持高水平开放，坚定不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三）切实做好保供稳价工作，努力缓解实体经济困难
1. 多措并举持续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统筹处理好碳减排和稳增长、长期和短期的关系。应积极起步、科学设定、扎实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加强短期与中长期政策的有效衔接，加快探索碳减排约束下的经济绿色增长机制，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加快梳理已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并对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相背的政策措施进行修改完善，提升“能耗双控”的政策针对性和管理精细度；通过价格、税收、排放权交易等方式激励更多行业和企业进行绿色低碳改造，充分发挥政府调节和市场机制的合力作用。应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加强绿色金融顶层设计，加快完善相应的政策体系、市场体系、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和风险管理体系。应加快部署绿色低碳前沿技术研发攻关，逐步建立碳中和工程技术创新体系。
2. 完善电价调控机制，推动煤电领域纵向一体化。一是有序推进电价改革，按照先企业后居民的顺序，在合理区间内，实现煤涨电涨、煤降电降。二是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合理根据用电峰谷实行动态电价，引导居民企业错峰用电。三是推动上下游企业市场化重组，促进煤电领域实现纵向一体化，防范上下游市场波动对煤炭、电力企业的冲击，提高煤电体系企业运行的韧性和稳定性。
3. 多管齐下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一是加强发改委、能源局、安监、环保等部门协调，阶段性适度放开国内煤企产量限制，对具备增产潜力且在保供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煤矿企业在安全监管、产能核增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简化并加速煤企产量核增流程，全力增加电煤供应，加快弥补电力供给缺口，扎实做好迎峰度冬准备工作。二是适时放开煤炭进口国别限制，持续推进大宗商品进口来源多元化、进口渠道多样化、通关过程便利化，积极探索构建中国与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互利共赢的交易新模式。三是加快健全大宗商品期现货市场联动监管机制，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进一步完善价格监测分析预警机制，及时采取针对大宗商品价格大涨的应对措施（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智库课题组，2021）。
4. 多点发力做好降本增效工作，切实缓解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应落实落细落快已出台的各项降成本政策，并结合物价走势的新特点、新变化继续推出结构性的减税降费举措。加大普惠小微信用贷款支持政策的实施力度，积极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和方式。抓住北交所成立机遇，探索推出针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专属支持。严格落实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份额预留政策，适度提高采购金额和比例。鼓励国内大型数字科技企业依托其技术优势和议价能力，打造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大宗商品数字化采购服务平台。协调好产业链上游头部企业，对中下游用工数量多、“专精特新”等中小企业适当让利。
（四）更加注重保就业、保收入和保民生，促进国内需求恢复
1. 加快健全就业政策的有形抓手，完善就业目标管理。一方面，完善相对独立于财政、货币等其他宏观层面政策的就业优先工具箱，核心是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本身的各类制度，充分发挥识别、筛选和匹配职能，降低劳动力市场摩擦，提高匹配效率；另一方面，强化其他宏观政策的就业支持导向，完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就业影响评估机制。
2. 把增进重点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力争稳中有进。一方面要持续跟踪关注以高校毕业生为代表的青年群体就业，加快推进高教就业服务部门变革，增强其在院校与市场间的桥梁作用；加大对困难家庭毕业生就业创业推介和帮扶资助力度，引导缓就业毕业生形成正确的就业择业观；加快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增进应用型专业与市场需求的衔接，将人才培养质量放在最突出位置，完善优秀优先激励机制。另一方面要做好职业转换重点群体配套服务工作，密切关注裁员企业、停工停产企业、拟破产企业等重点企业的人员安置方案，防范劳动关系风险；鼓励产业调整溢出劳动力市场化再择业，完善就业服务台账，分类施策，增进对排耗行业溢出的一线工人、农民工等群体就业服务的针对性；加快消除对女性群体就业的隐形歧视，以服务育后女性重返就业岗位为重点，形成可操作可考核措施。
3. 财政与社保政策更加注重保就业、保民生和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继续扩大民生领域财政支出，拟予常态化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不仅直达基层地方和企业，而且要更大比例直达到个人和直达到家庭（谢伏瞻等，2021）。各类“稳就业”政策从支持市场主体扩展至重点支持劳动者个人的行为，核心是增强就业激励和就业能力。加快健全工资增长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财税手段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在微观上鼓励劳动参与，在宏观上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重点针对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继续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加快完善失业保险待遇申领方式，增进失业保险金的民生屏障及就业促进功能；以提升就业技能为主、社会政策兜底为辅，促进低收入家庭增收；完善辅助调节机制，确保基本民生物资、民生能源有序充足供应；完善城乡灾情险情应急响应体制并巩固相应基础设施，确保基本民生不受偶发冲击伤害。
（五）统筹好稳增长、调结构与防风险的平衡，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1. 妥善应对恒大风险事件，防止个体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风险。一是建议有关部门牵头，针对该事件进行专项压力测试，科学判定风险类型。一方面，流动性风险是否可能演化为资不抵债风险？另一方面，个体性风险有多大概率扩散为系统性风险？及早明确风险类型，有利于为防范化解风险争取主动。二是在处置风险过程中要维护公司正常经营秩序，确保已预售楼盘正常施工，正常交付，避免出现大面积停工损害购房者权益。三是做好舆论引导，指导风险主体与客户、业务合作方、金融机构之间加强沟通，防止违约风险引发群体性事件。
2. 防范美国等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的外溢效应，以我为主灵活调整国内宏观政策。一是面对中美经济周期错位、增速差收窄的格局，国内宏观政策应坚持以我为主，2021年第四季度应调高稳增长在宏观政策制定中的权重，在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的同时，要避免货币政策跟随美联储被动收紧。二是在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的窗口期内，要审慎做好资本项目管理，防止热钱通过陆港通、虚假贸易、跨境信贷等渠道大规模流出。三是加强跟踪研判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金融形势和政策变动，防范新兴市场风险波及我国。
3. 妥善防范化解其他领域突出风险。一是加快研究重点行业碳达峰、碳中和的长中短期目标及实现路径，引导市场预期，防止部分高耗能行业出现融资接续困难。二是根据人口地区流动和产业地理格局变化，科学调整区域投资规划，完善地方政府投融资机制，从根本上防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风险。三是在国际金融市场加强政策沟通解释，让国际投资者和国际舆论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我国在平台经济反垄断等领域相关政策，防止因为沟通不足而引发中概股等相关市场震荡。四是强化数据主权意识，加强数据安全监管，健全完善针对数据跨境流动的制度规范和监管举措。
作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智库课题组
执笔：李雪松 冯明 汪红驹 娄峰 李双双 张彬斌 左鹏飞
刊 期 《财经智库》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