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越来越紧密，作为全球第二在经济体的我国经济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他国经济的影响。无论是企业、还是产业，都不同程度上与他国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决定了财政，在这种情况下，他国经济的不景气，特别是美欧日经济的萧条，势必传导到国内，造成我国经济增速的下滑，中央财政收入的环比负增长也就“水到渠成”了。
目前我国财政收入的格局是“中央富、地方穷”，“上级富、下级穷”，地方财政收入有较大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担负着发展当地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重任，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多种渠道筹措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的自然要求。但是，多大规模的财政收入才能满足地方政府的需要，在实践上是一个很难有明确答案的问题，对地方政府而言，财政收入是多多益善的。当税收收入难以满足需要时，就很可能通过增加非税收入形式来弥补税收收入的不足。所以，地方政府对增收是有内在冲动的。为了避免这种冲动的不合理膨胀，加大财政透明度会发挥积极作用。通过财政透明，让社会知晓明白政府财政收入来源于哪里，支出用在哪里，支出是否有效率等等，从而有助于让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保持在一个合理限度内。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为10.9%的情况下，非税收入却增长迅速，同比增幅达到27.1%：中央本级财政收入同比增长6.8%，非税收入增幅却达24.6%；地方本级收入同比增长15.2%，非税收入增幅亦高达27.8%。非税收入的大幅增长，固然有临时性的政策因素所致，但与税收收入形式比较起来，其规范性自然要逊色一些。所以，在税收收入乃至财政收入增幅下滑、非税收入增幅显著的情况下，则需要时刻避免因此给企业或个人带来额外的非税收入负担。
越是在经济形势欠佳、财政收入增幅下滑的时候，越突显了改革的必要与重要。改革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财政自身的改革，一个是财政支持经济社会改革的深化。对于第一个层次，当面临财政收入增幅下滑之时，也正是深化财政改革之际，比如通过修订《预算法》，强化预算控制，促进财政管理上一新的台阶；再中对税制结构做某种局部调整，使之更有利于减轻纳税人负担，增加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像是当前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就属于这种改革的范畴。就第二个层次来说，我国在世界产业链条中长期处于中下端，这种“世界工厂”的弱势地位使得我国产业、企业常常在国际竞争中受到不公对待，当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时，我国产业、企业往往首当其冲。因此，通过财政自身改革，提高我国产业、企业整体竞争力是主要任务。此外，财政改革应为社会收入分配合理化助一臂之力，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从而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使我国经济发展走上内需与外需兼顾，投资与消费比例合理的轨道上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张德勇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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