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当代的主要表现形式。虽然当代金融危机在生成路径和结果方面体现出新特点，但并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危机生成和演变的基本逻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这一基本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四对具体矛盾在21世纪初的激化，只是当代资本主义在其生产关系允许范围内的局部调整而已。那种以为金融危机的主因在于“信心不足”“操作失误”“过于贪婪”“监管不力”等观点，显然是片面或错误的。
一、寡头利益短期化激化了企业内部人控制与整体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一个显著特征是股权的分散化。表面看来，股权分散化似乎可以缓和劳资矛盾，即让部分劳动者在名义上成为私人占有者，从而形成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制度。但事实上，这不仅无法掩盖私人垄断寡头控制国民经济的实质，而且加剧了企业中代理人局部利益与企业整体风险之间的矛盾，在微观领域激化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
一方面，股权分散化推动了资本集中程度的提高，增强了寡头资本的控制力。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大企业特别是金融大企业的股权结构以法人资本所有制为基础，使个人股东的股权比较分散。如高盛集团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只有1.74%。而在个人股权分散化的同时，法人股东的股权却高度集中，导致少数法人股东能轻易地掌握企业控股权。在美国，机构法人股东，包括年金基金、共同基金、人寿保险公司以及运用信托资金和年金的商业银行信托部等，其持有的股份比重不断上升，持有普通股股票比例从1981年的38%上升至1990年的53.3%。而法人股东的存在，又催生了一个高薪的代理人群体，使之成为垄断资本的工具，并加重了整个劳动大众的负担。
另一方面，在股份公司中私人资本所有者仍然是法人股东的最终所有者和最终委托者。虽然股份公司资本规模日趋庞大，但掌握控制权的寡头占股比例却相对较小，常常以损害全体股东利益为代价，而追逐私人利益或极少数人局部利益。同时，个人股权的高度分散性，不仅将职业经理人塑造成为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实际组织者和局部控制者，更导致私人大股东对企业的运行采取“理智的冷漠”态度和“搭便车”策略，从而弱化了对法人股东和经理人等代理人的监督和制约。而金融寡头实施的以股票期权计划为代表的薪酬体系和无风险的高额退职金，以及私人大股东控制的董事会与经理层“合谋”转嫁投机失败损失的连环证券化和国家救助制度，则大大诱发代理人和整个高管层的高风险短期套利行为。如作为金融危机起点的美国次贷危机，便是私人银行与私人房地产开发商“合谋”，向还款能力没有保证的中下阶层提供“次级贷款”，并依赖于风险转嫁制度所致。因此，股权分散化的私有垄断制及其企业管理模式，容易形成高管层为追求个人巨额收入极大化而追求利润极大化，日益采用风险较大的金融工具以及次贷方式，这就导致个别企业对短期利益的追逐和投机冲动与宏观上企业整体风险不断积累并存，使金融危机不可避免。
二、经济发展虚拟化激化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
金融活动的高度社会化，是生产社会化在当代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信用的日趋独立化、体系化以及信用工具的不断创新，又是金融活动社会化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信用的扩张意味着货币在观念形态上的膨胀，与之相应的是虚拟资本在总量上的扩大。当代资本主义金融活动的高度社会化，正是以虚拟经济的片面发展和非理性繁荣为标志的。
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品是虚拟经济的主要载体。以美国为例，金融资本家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通过不断延长的证券化链条，创造了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担保债务权证和信用违约互换等衍生品。由于这些金融衍生品的疯狂生长，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前美国的虚拟经济规模已远远超过实体经济。有数据表明，2007年全球衍生金融产品市值达681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3倍，全球实体经济的60多倍。而美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值则高达340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25倍，形成了大量的“有毒资产”。
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失衡本来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常态。但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全面生产过剩，使之表现为隐蔽的相对生产过剩。据有关学者估算，1987年以后的短短20年间，国际信贷市场的债务翻了大约4倍，从近110亿美元猛增到480亿美元，远远超出了经济增长率。虚拟经济的发展，还加快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去工业化趋势，使国际垄断资本尽量绕过产业资本而力图通过金融资本获取高额利润，并加快在全球的产业布局，将生产配置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这种去工业化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并加剧了全球范围内产业资本间的失衡，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形成巨大的鸿沟。
经济发展虚拟化激化了实体领域和金融领域间职能资本的矛盾，使金融资本创造的利润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中职能资本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体现出更强的掠夺性。不过，当实体领域资本以坏账和滞销商品的形式出现，并以资本的急剧贬值告终时，建立在其上且以信用和债务链条构筑起来的虚拟经济王国也就随之崩塌。虚拟经济发展过度超前于实体经济的“脱实向虚”状况，是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经济结构领域的具体表现，是经济运行风险不断积累并导致金融危机的现实缘由之一。
三、分配差距悬殊化激化了生产无限扩大与有效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基础，分配差距悬殊化则是必然结果。在当代，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不仅通过对现实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奴役攫取财富，还利用国家力量压低收入和福利，增加劳动者负担，在国家和全球范围内加剧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以下几个途径使分配差距日益悬殊。一是打压工会力量，维持较高的失业率，直接压低工资水平。二是在劳动用工上推行灵活用工和弹性用工制，变相压低劳动者收入。三是推动社会保障体制的私有化改革，以压缩劳动者工资中可以用于消费和储蓄的份额，进而实现对家庭储蓄的控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金融危机前的1991-2007年，美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从37.58%逐渐上升至41.64%。而最低收入组(10%)的收入份额从1.79%下降至1.24%，最高收入组(10%)的收入份额则从26.68%上升至30.55%。显然，占人口少数的收入份额占有比例不断上升，而占人口绝大多数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所拥有的收入占比日趋缩小，相应地会导致全社会的有支付能力需求进一步萎缩。
分配差距悬殊化则强化了对中下层劳动者消费信贷的依赖。然而，大众的消费信贷本质上是寅吃卯粮。由于这些大众消费是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因而信贷消费本身就意味着资本对劳动者未来劳动力支出的透支和挤压，从长远看会更加压缩整个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同时，由于资本方这一信用扩张运动，又加快了资本本身的积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经营在全球的扩大进一步加快，因而无形中加大了经济运行的整体风险。
就引发危机的次级贷款来说，劳动者收入的相对下降加剧了住房过剩，住房贷款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产过剩，但分配差距拉大却会使之陷入更大的泥坑。事实也正是如此，限于降低中低收入阶层资质的需要，2001-2006年次级贷款占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总量的比例本来就已经由5.6%上升至21%。但迫于金融资本虚拟化的要求，2006年美国新增的中级贷款和次级贷款更进一步急剧上升，分别占到了当年美国新增住房抵押贷款的25%和21%。显然，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担保债务权证和信用违约互换等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只能转移次级贷款等金融资产的风险，而不能消灭风险。这种“债务经济模式”创造了虚假的需求泡沫，的确暂时缓解和掩盖了生产经营扩大和劳动者消费不足的矛盾。但一旦遇到利息率上升、大量失业或还贷断供等经济事件时，必然会因债务违约产生全面连锁式的支付危机，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四、经济调节唯市场化激化了个别企业有组织性与社会生产无秩序之间的矛盾
生产经营的高度社会化，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国家调节，这是现代市场经济正常和持续运转的必要条件，而现代资本主义各国转向经济调节的唯市场化，必然激化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经营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经营无政府无秩序状态之间的固有矛盾。这也是导致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反复发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一个计划性和组织性程度较高的社会中，社会生产遵循着按比例发展的内在规律，生产的社会组织与个别企业的生产计划就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少量的生产过剩只能是局部和偶然的现象，社会生产和经济运行是良性发展的。不过，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决定了其企业内部的高度计划性和组织性，并不会转化为整个社会生产的按比例性。相反，私人垄断资本更愿意利用自身的强大组织和支配能力，以及社会生产的无秩序性，来达到在竞争中击败中小资本的目的。
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祭起新自由主义的大旗，在经济调节上强调唯市场化，其实质就是要放松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与金融监管，强化私人垄断资本的统治。这必然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去工业化进程加快、利率长期在低位徘徊，也促使其金融创新花样层出不穷，大量资本涌向虚拟经济领域。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中小企业生存压力增加、劳动者收入增长迟缓、社会有效需求相对萎缩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为金融危机爆发埋下了导火索。
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调节唯市场化，不仅恶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整体上的生产组织性和比例性，而且在国际层面激化了个别企业生产有组织性和社会生产无秩序之间的矛盾。在唯市场化名义下推动的非调控化、私有化、福利个人化等，加剧了劳资力量间的失衡和全球经济的失衡。在唯市场化名义下推动的资本自由化，则使大量资本向欧美发达国家回流，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大幅波动，并在这种波动中遭受财富洗劫。换言之，金融危机不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国民经济按比例规律被打破的结果，客观上也成为全球社会生产体系恢复平衡的强制性的实现方式。简言之，私有制垄断集团和金融寡头容易反对国家监管和调控，而资产阶级国家又为私有制经济基础服务，导致市场和国家调节双失灵，从而酿成金融危机。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 《红旗文稿》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