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者，有国学之国之谓也。国学者，道统学术之总称也。国学典藏，赫然在籍，儒家六经、先秦诸子、战国策论、秦汉奏议、六朝文赋、唐诗宋词、历代史籍，“郁郁乎文哉”！其文采焕然，穷神入化；其明经析理，达于天人；其格物致知，察微知几；其知常守变，臻于至善。文学焉能为学？为文岂无经方？缘以近世国运日蹙，经学崩溃，国学式微，道术已裂。“文学”以恣意文字、纵横幻象、天马行空、离奇怪诞，供人娱乐，几成谋食之具。故文学者，实非学也，而冠以“学”之名。
明末以降，华夏罹祸，故先贤有保教、保种之忧。昔洪杨一役，涤生以保教为号，捍卫圣学，书生领兵，亦能济世。甲午一役，倭人传檄，訾东胡“窃据中土、上天厌其德、下民厌其治”，而自封华夏，殊堪深究。后值清覆，逸仙遂祭告明孝帝陵，示诸“光复华夏”，“成兹鸿业”，岂偶然哉？
夫国学，兴灭继绝，保合太和，天下大同，可大可久，诚有以也。 董子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司马迁云：孔子作《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为万世制法。盖春秋大义，严夷夏之辨、君子小人之大防，为生民立极，此船山学术之枢机。故夷夏之辨，乃人禽之辨，焉能不识？君子小人之辩，固圣学之要，至深至极，岂可遽废？
故圣人之教，虽以中国之盛，而无宰制弱小之实，异乎列强殖民之行，岂偶然哉？近代以降，西夷逞强，杀土著，辱先知，毁文明，行灭绝之道；滥贪欲，凭小智，逞科技，毒天人，几成毁灭之势。故列国争雄，武备松弛，则国不存；国不存，则种族罹难，而文教灭绝。
是故，事西学以御外辱，合九州以为战制，动人心以公天下，卒成国朝鼎定、保家卫国、改革开放之事功。夫国运转圜，“师夷长技以制夷”，乃不得已而为之，而渐成复兴之势。
然华夏复兴，徒以泰西事为，可乎？处今之世，智巧滋张，天下纷扰，祸乱不已；人欲无穷，虽竭山泽之利，莫之或止；西学行世，虽穷天地之藏，难逞其欲；上下交征利，虽有治世之愿，则国必危。圣贤教诲，言犹在耳。欲求诸文明延续，必先光大圣教。若道学不行，贪欲滋蔓，世必无宁日。故国学复兴，儒学主导，诸子重光，中西合璧，此乃华夏文明之大道。
盖欲复兴华夏，必先文艺复兴。
察东胡窃据华夏，宰制士民，荼毒文化，篡毁典籍，厄我元气，甚于秦火，岂止百倍？至此，士风偷堕，文脉颠坠，溺于琐碎，血气沦丧。至西夷东侵，掠首都、焚园林、劫文物、辱中国，先贤始知保国在保种之先，天下理想遂降为民族国家。德赛二先生，乃求保国之具，徒一时之计也。然科学昌，则武力振；选票行，则资本盛；弃德行，重诈力，悖逆天道，其能久乎？恃强凌弱，以智欺愚，以富压贫，其能久乎？居贵不俭，为富不仁，凡万国之制作，山川盐泽之利，皆以美元囊之，以遂其欲，其能久乎？
国朝所谓文学巨匠，西有忠实、中有解放（二月河）、南有浩明、东有莫言诸公，其余兹不尽举。此四公者，深居简出，秉承关中文脉、中原地气、湖湘元气、齐鲁文化滋养，皆以文名。故文脉渊深之地，俊逸特出，岂偶然哉？或曰，四公者，或粉饰独裁，或张目满清，或美化权诈，或标新立异，或风花雪月，或丰乳肥臀，君子何以观之？文艺何以复兴？
久矣，精英不复有文化自信！莫言以“魔幻现实主义”之术，宠于西人。曩时《红高粱》者，亦以艳奇邀宠，坊间颇有微词。故诺氏文学奖，无关宏旨，以国朝之底蕴，是人所是，非人所非，闻斯奖而躁动，其可怪也欤？
西历2012年10月15日
祥志于京师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