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房学派Cameralism
“官房学”是为了解决经济社会问题，帮助国家实现强盛目标而生的，是研究国家经济事务的经济科学，是一种集经济政策、立法、行政管理和财政等为一体的社会经济思想。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就是官房学派的成员。该学派把财政视为公共事务的重要分支，公共经济论最早即有该学派提出。他们从国家管理者的角度探讨财政问题，努力开发财源；将国王的财务问题变成官房学，包括适当地管理国王事务所需要的各种支出。这是一种广义的官房学。狭义的官房学等同于国王的理财学。（张馨、杨志勇、郝联峰、袁东，2000）
官房学派始于16世纪末的德国、奥地利等国，可追溯到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都（Elector August of Saxony，1553-86）和Landgrave Philipp of Hesse （1518-67）。（Small, 1909）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之后，一度在欧洲强盛的德奥实力大减，社会问题丛生。这进一步推动了“官房学”的发展。19世纪后，官房学逐渐衰落。
“官房学”在发展初期，曾以培养政府官吏的必修课程的形式存在，是一些大学教授和政府官员在研究财政问题时形成的。1727年，普鲁士国王为了追赶先进的英法等国，曾从各方延聘人才，设立讲座，始有官房名称。这些人在君主账房里工作，这一套技术和方法就被称之为官房学。
官房Kammer是拉丁文Camera的同义词，源于希腊文Kaɲápa，原指贮藏贵重物品之所。大约15世纪末，官房一词引入奥地利，指管理财政的机关。官房原为王家储藏收入和金银的场所，后引申为王家财产。官房学原指保持、增加和管理王家收入的学问。一些权威学者又将官房学解释为与人们的财产和收入有关的一切学问。（胡寄窗 主编，1991，34页）
“官房学”的发展以1727年在哈雷大学和奥德大学设立官房学讲座为界限，分为旧官房学派和新官房学派。第一阶段的官房学以增加国库收入为主旨；第二阶段在强调增加国库收入的同时，也注意到增加国民财富，即将财政与国民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后期的官房学思想与重商主义有不少相似之处：都着眼于贵金属这种永恒的财富，希望用以充实君主的国库。都认为金银能否取得，关键在于君主所实行的政策。（王传纶，1991）
官房学派注重解决现实问题，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理论。“官房学”最初以法学的一部分存在，后从法学中分离出来，而成为具有经济科学属性的学派。
官房学派的国家观是有机体的国家观。这种国家观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从属于国家利益。国家经济活动是财政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因此，官房学派的思想对后来的财政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官房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尤斯蒂（Von Justice 1702－1771）本身就是财政学家。他的《财政学》建立了财政学体系，对捐税原则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官房学对德国后来的历史学派，特别是对德国的财政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官房学派的影响不仅仅限于过去，它对当今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20世纪前五十年，官房学派的思想或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日本，对中国财政学界产生了影响。一些著名的财政学教科书如尹文敬的《财政学》（其中“官房学派”被译为“计臣学派”）、何廉和李锐的《财政学》等都对官房学派作了介绍。
官房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布雷希特（George Obrecht，1575年担任法学教授，第一位真正的官房学者）、塞肯道夫（Seckendorff）、宋南菲尔斯（Sonnenfels）等。
参考文献
AlbionW. Small，1909：The Cameralists：The Pioneers of German Social Polity，Kitchener：Batoche Books，2001
H .C. Recktenwald，“cameralism”，in Steven N. Durlauf and Lawrence E. Blume (eds.)，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2nd ed.，Palgrave Macmillan, 2008.
何廉、李锐：《财政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胡寄窗 主编：《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1年。
王传纶：《西方财政金融思想发展》，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1年。
晏智杰：《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尹文敬：《财政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张馨、杨志勇、郝联峰、袁东：《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
张馨：《公共财政论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作者：中国社科院财经院财政研究室研究员 杨志勇
（本文版权归作者和中国社科院财经院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