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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全球能源格局变化及对中国能源安全的挑战

发表于 fengjing
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和非洲的石油储产量大幅增长,石油供应向多极化方 向发展,石油消费重心正在转向产油国和发展中国家。2000~2011年全球天然气产量增长了35.7%,北美和欧洲天然气探明储量增长居全球领先水平,天然气消费普遍增长。发达国家仍然是能源投资的主体,但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投资也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对煤炭和石油的投资比例均高于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对天然气和电力等清洁能源的投资比例超过了发展中国家。欧美引领着新能源的发展,但由于中国和印度的拉动,亚洲地区有可能成为全球新能源中心。气候变化问题使能源安全的内涵扩展到对环境的影响。此外,中东的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增速位居全球第一,未来可能会影响对其他地区的出口。世界能源格局的变化使中国能源安全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首先,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维护全球能源安全是中国的不二选择;其次,维护海外投资利益已成为中国构建新的国际关系的重要考量;第三,需要重新考虑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外交;另外,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主导作用、以何种政治姿态影响和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以及如何与周边国家及欧美等国解决能源争端、领土争端和贸易争端,是我国面临的又一挑战。中国要注重能源大国在能源安全中的作用,有区别地与具有不同能源安全利益诉求的国家开展能源外交,在全球能源对话中要积极倡导能源贸易“去政治化”,提出既有利于世界能源安全又有利于我国能源安全的新理念。
关键词:全球能源格局 能源安全 石油 天然气 对外投资 能源外交 全球能源治理

1 前言
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深度交融,能源安全问题的国际化倾向也更加突出。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和能源供需格局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中国作为经济增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和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既影响着世界能源安全格局,也因为世界能源格局的变化而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压力。笔者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2012》的数据,对21世纪以来全球能源格局的新变化进行深入分析,重点阐述中国能源安全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化以及出现的新问题,剖析影响全球及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国际关系,并提出新形势下中国能源安全的战略思路。
2 21世纪以来全球能源格局新变化
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美国、欧盟等经济发达体实施“能源独立”、“再工业化”以及低碳发展战略,以维持其经济优势。与此同时,危机也引发了新一轮全球产业重组,并促使科技创新集聚爆发和新兴产业加速成长,以及以非常规油气和新能源开发技术为代表的能源技术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并推动其进行新一轮的调整。
2.1 能源供应格局的变化
2.1.1 拉美、非洲及前苏联地区石油产量大幅增长,石油供应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2000年以来,中东以外的地区石油探明储量快速增长。石油探明储量上升最快的是拉美地区,2011年探明储量占全球的比例为19.7%,比2000年提高11.9个百分点,其中委内瑞拉和巴西两国增长最快,各自比2000年增长2.86倍和77.8%。非洲和欧洲的探明储量也均增长40%以上。2011年世界石油探明储量为16526×108bbl,中东的探明储量占全球的48.1%,仍是全球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但与2000年相比,中东地区石油储量的份额下降了近7.3个百分点。
2000~2011年,拉美、非洲及前苏联地区的一些国家石油产量出现爆发式增长,如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安哥拉、赤道几内亚、苏丹的石油产量增长都超过了1.3倍,其中阿塞拜疆的石油产量增长了2.2倍。中东地区石油产量增长较为平稳。委内瑞拉和巴西的石油产量并未跟随其探明储量同步增长。沙特和俄罗斯作为两个超级产油国,两国的石油产量分别占全球的13.2%和12.8%,对全球石油供应的稳定具有重要影响。
随着北非、拉美等地区石油探明储量和产量的增长,全球对中东地区的石油依赖有所下降,已出现多个石油供给中心的趋势。第一个中心仍是中东地区,亚洲的石油主要来自中东地区,日本和印度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超过60%,中国42%的石油由中东进口;第二个中心是北美和拉美地区,目前以美国、加拿大为核心的西半球石油供应圈已基本形成,美国是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其进口石油的54%来自邻国;第三个中心是前苏联地区,欧洲进口石油的50%来自前苏联地区;非洲是第四个中心,目前非洲已成为美国第四大石油来源地、中国和欧洲第三大石油来源地。
2.1.2 全球天然气产业发展加速,欧洲和北美地区保持领先
目前,天然气产业正处于大发展时期,全球天然气产量在2000~2011年间增长了35.7%,比石油产量增幅高出25.3个百分点。世界天然气资源主要集中在中东和欧洲及欧亚大陆地区,探明资源储量分别占全球的38.4%和37.8%。全球天然气生产集中度较高,美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尤其是近10年随着页岩气技术的重大突破,美国天然气产量增速比前10年提高了12.6个百分点。2011年美国天然气产量占全球产量的20%,位居世界榜首;俄罗斯天然气产量占全球的18.5%,居世界第二位;而其他国家的天然气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基本都在5%以下。
进入新世纪,北美地区的天然气探明储量增长居全球之首,增长了44%;其次是欧洲及欧亚大陆地区,增长了41%。这两个地区的天然气探明储量增长分别比全球平均增速高出9个百分点和6个百分点。从天然气产量的增长速度来看,中东仍然居世界之首,与2000年相比,2011年中东地区的天然气产量增长了1.5倍;其次是亚太地区,增长了76%;拉美地区的产量增长了67%。
2.1.3 亚太地区煤炭产量进一步增长,但资源条件劣于欧洲和北美
亚太是全球煤炭产量最高的地区,其中中国煤炭产量占全球的近1/2。亚太一些国家,如印尼、越南的煤炭产量增速已超过中国,进一步带动了亚太地区的煤炭产量。欧洲和北美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但由于其能源结构以油气为主,煤炭资源的开采力度不大,与亚太相比,欧洲和北美不仅煤炭储量多,而且储采比也高。
2.2 世界能源消费格局的变化
2.2.1 石油消费重心正在转向产油国和发展中国家,中国石油需求增长居各国之首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全球石油消费重心快速移动。1994年北美地区的石油消费量超过了欧洲,2004年亚洲的石油消费量超过了北美。21世纪以来,世界石油消费的区域结构又出现了新变化:
一是中东地区成为全球石油消费增长最快的地区。中东地区2000~2011年的石油消费增长速度超过了亚洲,达到52.4%,比前10年提高了12.9个百分点。而亚洲的石油消费增速则比前10年降低了17个百分点,由原来的49.5%下降到32.5%。
二是美国的石油消费开始下降,2011年美国石油消费量比2000年减少5.7%,比消费量最高年份2005年减少11%。欧洲地区的石油消费进一步下降,石油消费量在之前10年下降17.8%的基础上又下降了3.4%。
三是石油消费增长国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且增速超过那些有增长的发达国家。2000~2011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增长了1.6倍,位居世界各国榜首,增速比前10年提高了7.3个百分点。
2.2.2 天然气消费呈普遍增长态势,欧美是天然气消费的主要地区
世界各地区的天然气消费普遍增长,2011年消费量比2000年增加33.7%,比前10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欧洲天然气消费量占全球的34.1%,北美和亚洲分别占26.9%和18.3%。中东地区成为全球天然气消费增长最快的地区,2000~2011年增长了1.2倍,亚洲稍落后于中东,增长了1倍。但与石油和煤炭不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天然气消费近20年来一直保持增长态势,天然气占其能源消费结构的比重不断提升,由于消费规模大,对拉动全球天然气消费增长具有重要作用。除此之外,2000~2011年秘鲁、卡塔尔的天然气消费呈现井喷式增长,前者增长超过30倍,后者增长超过5倍。
2.2.3 欧洲和北美煤炭消费依次下降,亚洲多国煤炭消费加速增长
自20世纪80年代末,欧洲地区的煤炭消费开始下降,1990年被亚洲超过,2000年被北美超过。1990~2011年,欧洲地区的煤炭消费下降了40%,而同一时期亚洲地区的煤炭消费增长达到2.1倍。进入21世纪,北美的煤炭消费也开始下降,但亚洲煤炭消费仍在加速增长。中国的煤炭消费量接近全球的1/2,仍保持增长态势。此外,马来西亚、印尼、越南和孟加拉的煤炭消费增速超过中国,进一步拉动了亚洲煤炭需求的增长。
2.3 发达国家仍然是能源投资的主体,但发展中国家能源投资快速增长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以及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资快速增长。2009年全球能源投资的23.8%流向发展中国家,比1990年提高9.4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占全球的7.3%,比1990年提高6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发展中国家是作为投资的东道国还是投资母国,对传统化石能源煤炭和石油的投资比例均高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吸收的海外能源投资中,石油和煤炭投资占78.34%,电力和天然气投资占21.66%;而在发达国家吸收的海外能源投资中,石油和煤炭投资占70.71%,电力和天然气投资占29.29%。发展中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对外投资中,石油和煤炭投资占89.75%,比发达国家高3.1个百分点;电力和天然气投资占10.25%,比发达国家低6个百分点。
在中国吸收的海外能源投资中,煤炭和石油行业的投资占发展中国家同行业的3.37%,电力和天然气的投资占发展中国家的34.18%。能源投资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份额达到17.4%,在中国各对外直接投资行业中排名第三位。中国煤炭和石油行业对外投资占全球同行业对外投资的2.8%,占发展中国家同行业对外投资的36%。中国电力和天然气行业对外投资占全球同行业对外投资的0.83%,占发展中国家同行业对外投资的17.64%。中国能源投资比例最高的国家是澳大利亚,其次是东盟国家,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中能源投资所占比例不足1%。
2.4 新能源成为能源投资热点,中国赶超发达国家
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额呈现高速增长。2004~2011年全世界新能源投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31%,其中发达国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增长了4倍,发展中国家同期增长了10倍。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增幅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2004~2011年,中国和巴西新能源投资年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57%和51%,2011年印度新能源产业投资规模达到12.3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62%,成为世界上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
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是一个国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水平高、经济实力强等先发优势,在新能源技术开发及新能源利用方面抢得先机。在全球太阳能发电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中,除中国以外均是发达国家,合计占全球太阳能发电的87.4%;风电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中,除中国和印度外,其余均是发达国家。中国的新能源发展虽然比发达国家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快,目前在发展规模上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11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居世界第一位,占全球风电装机总量的26.1%;太阳能发电占全球的4.3%,居第六位。从总体上看,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已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阵营。
2.5 气候变化问题直接影响能源消费和能源结构,也扩展了能源安全的内涵
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当前共同面对的安全问题,低碳发展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因而在低碳发展条件下,能源安全的含义不仅是指供应充分、价格合理,而且还包括了对环境的影响,能源安全问题也由此变得更加复杂。
当前亚洲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地区,占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45.3%。其次是北美和欧洲,分别占全球排放总量的20.9%和20.7%。如果考虑到温室气体排放,亚洲地区的能源安全问题则更加严重。2011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26.4%,比位居第二位的美国高出8.7个百分点,相当于欧洲和中东两者之和。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在2002年以后,由原来的只有美国排放量的1/2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
从排放存量上看,发达国家对温室气体排放负有更多的责任,但发达国家已进入能源消费的平台期,增长速度不大。而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其能源消费不可避免地要持续增长。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必须要减少能源消费,尤其是高碳能源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对哪些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拥有低碳能源技术的国家在低碳发展的国际竞争中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欧盟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主要的领导力量,其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程度与欧盟在节能、减排、清洁能源开发等低碳技术方面的实力密切相关。
3 中国能源安全所面临的新挑战
中国在这次全球能源格局调整中成为最大的利益相关者之一。从总体上看,中国在国际能源格局中地位的上升,有利于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但同时也要承受更多的挑战和压力。
首先,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能源进口需求逐年增长,石油对外依存度已接近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接近1/3,煤炭从开始净进口不到两年就成为全球最大的进口国。维护全球能源安全是中国的不二选择,中国必须要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因此需要与其他能源消费国重建国际关系。
其次,中国对外能源投资从无到有,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对外投资已达3800亿美元,分布在世界178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海外资产达1.8万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五位。目前中国是吸收外资和对外能源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据商务部统计,2005年至2012年上半年,中国资源类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约2390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1%。维护本国海外投资利益,已成为中国构建新的国际关系的重要考量。
中国国际关系再调整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关系的重构。在维护全球能源安全问题上,中国与发达国家具有共同的利益,但是由于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过程中,还必须要维护国家政治利益,避免发达国家利用能源安全对我国政治、军事进行干涉和影响。二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调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在历史上主要是“穷兄弟”之间的关系[1],而现在已转变为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维护自身在海外的投资利益,有可能改变中国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原有的经济关系模式,经济关系的变化有可能会导致政治关系的改变。在全球能源利益格局变动中处理好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中国能源外交所面临的新挑战。
中国的能源安全有赖于全球的能源安全,而全球能源安全需要有国际规则保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能源消费格局和以中东产油国为主的能源供应格局中,分别形成了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国际能源署(IEA)和代表产油国利益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近年来,在“八国集团”、联合国、国际能源论坛、G20、欧洲安全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欧洲能源宪章等全球和地区多边国际论坛框架内,能源安全的讨论占有重要地位。中国作为新兴能源大国,如何登上国际舞台并发挥大国应有的作用尚未有成熟的脚本。从近期看,中国尚缺乏改变全球能源安全规则和秩序的政治能力。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中国作为能源大国,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主导作用、以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姿态影响和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是中国面临的另一个挑战。
我国所处的亚洲是全球能源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同时又是能源消费增长最快的地区,东、南、西三个方向的相邻国家基本上都是能源净进口国,在能源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只有北部相邻的中亚和俄罗斯等国是能源净出口国。近年来,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非洲等地区国家的能源合作关系不断增强,如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下的油气合作,中国与中亚的油气合作和跨国油气输送,中国与中东产油国在能源领域中相互投资,中国与非洲和拉美地区的资源开发合作等均取得重大进展,对提高我国能源安全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俄罗斯的能源战略重点在欧洲,中国从中东和非洲进口石油要经过长距离海运,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两个战略咽喉,而中国海上运输的安全保障和能力建设刚刚起步。日本、菲律宾等周边一些国家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支撑下,挑衅我国领土和主权,与我国争夺海上石油资源。欧美千方百计地打压我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崛起,针对我国快速发展的风电和光伏产业抡起“双反”大棒。在国际舆论上,“中国威胁论”不断变换出场。我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如何以高度的政治智慧与周边国家及欧美等大国解决能源争端、领土争端和贸易争端,是中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面临的又一挑战。
4 构建有利于中国能源安全的国际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的能源安全不可分割,更不能相互对立,以损害他国能源安全谋求本国“绝对能源安全”,或者以武力威胁保障自身能源安全的做法,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难以做到独善其身。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追求自身的能源安全利益,而是要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际关系中,寻求形成有利于我国能源安全的经贸关系和外交关系。
4.1 重视能源大国在全球能源安全中的作用
在世界众多国家中,一些国家由于其在能源供需中的某种优势,对全球能源供需格局有着重要影响。能源安全的国际环境离不开这些国家的作用,我国必须要重视与能源大国的关系。
仅就石油而言,石油资源储量、石油产量和石油消费量三者,排名前3位的大国市场集中度达到30%,排名前10位的大国市场集中度达到65%以上,排名前15位的大国市场集中度超过70%。委内瑞拉、沙特和加拿大三国的石油控制储量占到全球的44.6%;沙特、俄罗斯和美国三国的石油产量占到全球的34.8%;石油消费的集中度更高,美国的石油消费量占到全球的20.5%,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占到全球的11.4%,日本和印度分别占5%和4%。全球石油消费大国基本上都是石油净进口国,美国、中国、日本、印度是世界上石油净进口量最多的国家。在石油大国中,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沙特既是石油资源大国,也是石油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在世界石油市场上的地位更加独特。如果把欧盟15国作为一个经济体,则其在世界石油消费市场上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俄罗斯是全球天然气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探明储量占全球的21.4%,其次是伊朗,占全球储量的15.9%。美国和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其产量合计占全球天然气产量的38.5%;加拿大天然气产量居全球第三位,但产量占比只有4.9%;中国天然气产量占全球的3.1%,居全球第六位。排名前15位的国家天然气产量合计占全球的72.5%。从消费量看,美国天然气消费量占全球的21.5%,俄罗斯占13.2%,伊朗和中国分别位居第三位和第四位,分别占全球的4.7%和4.0%。
美国、俄罗斯、中国是世界上煤炭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其中美国煤炭资源占全球的27.6%,俄罗斯占18.2%,中国占13.3%,三国合计占全球煤炭资源的59.1%。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国,煤炭产量占到全球的49.5%;美国列第二位,产量占全球的14.1%;其余煤炭生产大国基本集中在亚洲。同样,亚洲在全球也是煤炭消费最为集中、增长最快的地区。2011年,亚洲的煤炭消费占全球的65%以上,其中中国占49.4%。在亚洲地区,一些国家煤炭消费增长速度已超过中国,例如,1990-2011年,中国煤炭消费增长了2.63倍,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同期煤炭消费分别增长了10.12倍,10.33倍,7.04倍和2.71倍。日本煤炭消费增长也有较快的增长,远远超过其他发达国家,。2011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煤炭进口国。
上述一系列数据表明,除我国以外,美国、俄罗斯、日本、沙特、伊朗、加拿大、印度等是对全球能源市场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尽管上述有些国家与我国的能源贸易规模较小,但我国也要把这些国家放在决定能源安全的重要位置上,将其作为我国制订能源外交策略时的重要影响因素。
4.2 有区别地与具有不同能源安全利益诉求的国家开展能源外交
能源外交实质上是政治与经济的交换关系,能源有可能是外交的目的,也有可能是为求得其他方面的利益而进行交换的外交砝码。开展能源外交,首先要对外交对象国在全球能源供需关系中进行归类。俄罗斯学者日兹宁曾把世界各国划分为三种类型——能源出口国、能源消费国和能源过境国[2],大部分学者也遵循这种分析模式。这种分析的逻辑是以国家对能源利益的诉求决定了国际能源外交的方向和企图。能源出口国关心的是供给安全,如何能够长期保持以合理的“高价”对外供给能源;能源消费国首先关心的是需求安全,即怎样以稳定的“低价”购买能源;能源过境国关心的是运输安全,主要是长期维持经本国领土将出口国的能源输往消费国,并获得最大利润。根据上述各类国家对能源安全的利益关切,消除利益对抗,实现利益交换,应该是能源外交所要做的努力。
中亚和俄罗斯、非洲地区、中东地区是中国与能源出口国开展能源外交的三大战略区,但中国在这三大战略区的战略措施要有所不同。与中亚和俄罗斯要继续改变“政热经冷”的局面,全面加快推进能源战略合作;在非洲地区要通过加强广泛的经贸关系,提高我国对非投资的国际竞争力,促进能源合作;中东不仅现在,而且将来也是全球重要的能源供应中心,中国不应该因其政局不稳而放弃或减少与中东的能源关系,而是要用政治与外交智慧处理好与中东、美国等方面的关系,扩展与中东能源产业合作领域。此外,北美的加拿大和拉美的委内瑞拉、巴西等国也是能源生产潜力较大的国家,未来与中国具有广泛的合作前景,当前应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能源合作。
世界能源消费大国中除中国和印度以外,主要是发达国家,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能源关系主要集中在能源技术以及新能源产品贸易方面。中国要特别注意与美国和欧盟的能源关系,因为这两个经济体对全球能源安全以及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能源供需稳定方面,更重要的是欧美对全球能源秩序、国际能源规则制订、能源价格变动有着重要影响。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更加敏感,不断从贸易和舆论上对中国设置障碍和施加压力。中国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能源合作,一方面要注意防范其能源问题意识形态化,遏制中国能源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要注意结合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制订产业政策,提高中国能源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适应性和竞争力[3]。
日本和印度是中国周边国家,政治经济关系较为复杂,与日本和印度两国开展能源合作,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稳定,但必须坚持国家领土主权高于一切的原则。能源过境运输问题是中国能源安全中的重要问题,东南亚地区与此利害相关。中国要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与美国、日本等国家联合确保马六甲海峡的畅通。同时,要加快建设与周边国家的陆上油气通道,加强能源运输线路的安全保障。
4.3 在全球能源对话中积极倡导能源安全新理念
美国的“能源独立”战略,一方面使其减少从中东进口石油,另一方面也具有减轻美国石油消费“大鳄”的舆论压力的作用。与美国和欧盟相比,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缺乏主导意识,较少提出能影响国际舆论的战略观念和发展主张。如果说,在20年前经济规模和能源消费都处于较低水平的条件下,我国尚可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那如今我国已被快速增长的经济和能源消费水平推到了国际舞台的前台。我国需要根据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化趋势和自身能源安全的特点,提出既有利于世界能源安全又有利于我国能源安全的新理念,否则就会被欧美牵着鼻子走,处处被动。笔者认为,建立广泛的、正常的能源经贸关系是维护全球能源安全的基础,但能源安全的内涵是与时俱进的,能源安全的国际关系也会因能源安全的内涵与要求的改变而改变。当今的能源安全已不仅仅是供应安全,它还包括了运输安全、价格合理和高效清洁消费等多个方面。因此,中国应积极倡导能源贸易“去政治化”,强调能源安全是全球的公共产品,呼吁取消或降低新能源产品贸易关税。
能源地缘关系是能源安全问题的重要基础。除中国和印度等少数国家外,世界各国的能源结构主要以石油为主。从全球来看,石油供需关系比其他能源品种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石油的地缘政治关系几乎等于全球的政治关系,而其他能源品种的国际关系基本上都是区域性的。我国要注意到这种区别性,积极提出针对不同区域、不同能源合作的机制和理念。

参考文献
[1] 菲利普·赛比耶-洛佩兹.石油地缘政治[M].潘革平,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
[2] C 3日兹宁.俄罗斯能源外交[M].王海运,石泽,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 史丹,杨丹辉.我国新能源产业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及提升对策[J].中外能源,2012,17(8):29-35.

作者:史丹,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