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出生在胡同里的老北京，对旧城的感情非常复杂，即便现在做梦回家还是回到胡同中，但当年搬离胡同住进楼房却又让我欣喜不已，这可能很能代表相当数量老北京对胡同的感情吧。
经过地震、知青回乡……老北京的四合院早就变成了大杂院了，在消灭“老爷、肥狗、胖丫头”的同时，也消灭了“天棚、鱼缸、石榴树”，四合院中惬意的生活早已是明日黄花中的回忆。我曾亲历了四合院中干净的厕所被拆除，改用肮脏的胡同公厕；曾亲见四合院的门楼居然被大风掀翻，改建为最简单的平顶如意门；曾亲手拔除过花坛中的丁香、荷包牡丹、玉春棒儿，用一家人捡拾的碎砖搭建小厨房；也曾亲历雨里屋中接漏水、晴天上房铺油毡的辛苦与无奈。
没有感同身受地住过这样老城区的人，可能很难理解这一代人对老城区的感情，作为旁观者永远正确地一味保护容易，解放水深火热中的居民太难了！因此，北京老城区就这样蹉跎着，从改革开放到如今。至今我每次去探望还住在大杂院中的95岁高龄的老阿姨，她老人家说，最大的愿望就是早日搬进楼房！
北京很早就编制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和控制范围规划》，近期还编制了《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但从内心，我并不十分认可这些规划，总感觉这些规划对物足够重视，而对人重视不足。
美国现代哲学家路易斯·芒福德曾说过：“城市是一种特殊的构造，这种构造致密而紧凑，专门用来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假如寺庙中没有了香火、老字号中没有了传承人、四合院中没有了老住户……那么保护建筑的意义何在？
说到什刹海的改造，我最担心的就是“腾退空间再利用”，谁腾？腾谁？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了活着，聚集于城市，为了活得更好居留于城市。”城市自有其特殊的魅力，人们至今仍记得，在上海浦东开发前，上海人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栋房。我家有个中医老世交，“文革”期间下放到农村，后来回到北京，住进已经变成大杂院的老院子，尽管老宅已经变成大杂院，他依然高兴又成了北京城里人，又能坐堂行医。后来，大杂院也被统一拆迁到西三旗，老中医怎么也不理解：“我祖祖辈辈都是北京人，刚刚落实政策没几年，怎么又下放农村了？”四处投书未果，最后治病救人一辈子的老人家被生生气死在家里。
中国的老城区改造也有成功的案例，比如上海的田子坊，在改造中，没有采取人屋分离的做法，而是通过市场这只最有效率的手，采取“三不变，六改变”原则，即原住民房屋产权不变、原建筑结构不变、原里弄风貌不变；变住户为租户、就业者，变原住户人口为国际化就业人口、变居住功能为综合商业功能、变居住社区为国际化休闲区、公共资源的配置从少数人选择走向多数人选择、政府由领导经济变为服务经济。政府重点解决了里弄的基础设施等硬件改造工作，在房屋产权制度上做了大胆突破，如允许老房屋作为商业地产登记注册等，并通过市场机制引入了黄永玉等大师级人物，通过给里弄注入生态系统活力，使得该地成为上海都市旅游的著名景区，同时使得原住民、政府、投资者、旅游者，各方利益相关者受益的良性改变。这样，发展旅游业不仅仅成为老城区继续存在的理由，而且通过旅游开发，解决了原住民的生活难题和就业难题，这便是旅游业融入城市最基层的微观方面的典型案例。
什刹海能否学习田子坊的做法，把资金用于胡同基础设施的改造？当然，老北京胡同现代城市基础设施改造比上海石窟门难得多，但正因为难才需要这么多资金，才是考验我们执政能力的试金石。
让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去配置资源，自发地腾退纾解原住民，毕竟北京几乎所有真正具有市场影响力的街市都是自发形成的，无论是东直门内鬼街（后来改叫“簋街”），还是什刹海改造区对岸的酒吧街。
在这样的“帕累托改进”中，首先让原住民受益，让他们自发地参与到什刹海的开发中来。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获得起码的知识。”这便是我对83亿元的期待。
作者：戴学锋，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旅游与休闲研究室主任
来源：《中国旅游报》；时间：2013-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