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现今世界是一个地球村，但开放经济之中又带有不少藩篱。经济总是有规律可循的，否则经济政策选择就无从着手。有效的经济政策也许是无心插柳的结果，但更多是有意而为的。现实越来越复杂，不仅仅是政策选择时复杂，就是政策执行之后的评价也充满了争议。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采取了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通常认为这是成功之举，但是，时至今日，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到华演讲时仍然说当年的政策是失败的。
经济学家的无奈散在各个角落。对经济学充满信心者，就用“盲人摸象”来激励自己，每个人摸到一块，最后拼起来，“大象”就出来了。至于说，摸到的是不是大象的某一部位，那就先暂且不论。研究结论的不确定性，也在打击着经济学人。结论总是和假定有关，和所选数据及研究方法有关，此中的种种权衡取舍，在某种程度上，是科学与艺术的较量。这种较量本身可能就是有趣的体验，经济学人乐在其中，自然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经济学分析问题毕竟只是一个经济视角，取代不了其他。于是，有人因为现实的复杂，同时也因为经济学的日趋复杂，而选择离开经济学界。我们仍然可以用经济学研究工具的落后来自我安慰。炼金术？临床医学？经济学的发展到底处于什么阶段？众说纷纭。为什么在现实中一些对现代经济学了解不太多的经济学家的政策主张反而是有效的？这种奇妙现象乍看不好理解。这些经济学家的论文没有什么公式，文字也很朴素，但每个文字背后的内涵颇值得玩味。他们对现实情况的了解给了他们充分的现场感。正是这种现场感，帮助他们提出了更接地气的政策主张。
经济学家内部同样可以有分工。社会的复杂鼓励更多的分工。分工才能更加专业化。纯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是不断改进经济分析工具。现实问题研究的，则更多地用经济学方法来分析政策问题，并影响政策。当然，研究现实问题的经济学家，也可能在研究之中同时改进了经济分析工具。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维克雷就是典型的一例。他研究过累进税制、地铁票价、拍卖等许多现实问题。他研究具体问题的副产品是对信息经济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当然，这样的经济学家不多见。经济学研究内部的分工有时也不见得就是泾渭分明的。
经济学的发展还有很大空间。现在的经济学理论尚不能适应复杂宏观经济管理和国家治理的需要。一些复杂情形是近些年新出现的，原有理论可能较少涉及。这是客观原因。但是，成熟的理论应该具备预测功能，特别是许多理论本来是有假设条件的。不能说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事，就是理论没法解释的，没法应对的。果真如此，则理论改进空间肯定存在。经济理论的发展肯定不是简单的现成理论加上中国数据就可以推动的。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两方面都需要努力。数据的有效公开是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在数据生产背景即对制度背景不甚明了的背景之中，不少数据事实上是被滥用了。有些研究的意义本身就存疑。例如，关于分税制改革之后所谓中国税收收入增长之谜的研究。只要明白分税制改革是什么，就会发现，中国税收收入不增长才能算一个谜。分税制改革方案直接目标设计就是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税收收入不增加，就不可能有财政收入的增加。为了实现分税制改革的目标，税制改革也同步进行。增值税制的推行，抵扣链条的存在让纳税人之间的利益互相牵制，保证了增值税收入的筹集。为了保证税收收入，减免税权限收归中央，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原先各地随意进行的减免税所带来的“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难题。除了这些因素之外，税收征管制度的现代化，减少了税收流失，同样促进了税收收入的增长。
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确带来了许许多多的谜。这些谜底亟待解开。例如，个人所得税收入持续增长，这与经济快速增长方向是一致的。但是，个税收入在税收结构中的地位为什么还是那么低？2015年，个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例为6.9%。个税是不是还有增长空间？答案是肯定的。不要绕弯。仅仅观察现实中的大量现金交易，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增长空间有多大？这就不是拍脑袋就可以说出来的。经济学家应该在此作出贡献。否则，经济学家和普通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就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了。中国这么大，各地情况又有很大的差别，问题的丰富性是经济学理论成长的肥沃土壤，意味着只要方向对头，在本土的经济学家是完全可以作出更大理论贡献的。
经济学家的无奈也常常和政策的选择联系在一起。成熟的理论甚至成熟的政策实践在现实中都可能被视而不见。例如，汽车限行政策在经济学上早已证明不是福利最优的选择。可是，一些城市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延续政策。更可悲的是，关于政策的有效性，在当地的讨论很难充分展开。再如，放松规制的政策本来是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发挥的最有效手段，但是，总有种种借口在阻拦着规制的放松。经济理论与公共决策机制紧密联系。经济学家的专长在经济理论那里，把握事物发展的逻辑，但无法左右现实政策的选择。经济学家的自信只能体现在，只要你不选择合适的政策，那么你最终就要回到我的逻辑中来。可是，这是社会，不是实验室。其中的代价，只能让社会中的所有人来承担。不合理的人口政策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不合理的财政政策付出的是公共资金被滥用的代价；不合理的货币政策可能带来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对经济增长和就业都可能带来不利影响；不合理的规制政策影响的是资源配置效率，牺牲的是市场繁荣。
中国是一个大国。小国行之有效的做法可能在中国的一些城市可行，一些政策实践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借鉴，但是大国经济政策实践不太可能照搬小国。大国经济加上转型经济和发展经济的特点，决定了经济学家要真正做到“经世济民”，需要做的事还有许许多多。经济学家需要了解现实，否则，没有真正的问题，就不可能有“经世济民”之策。经济学科学之路是漫长的，是不是有终点都值得怀疑，毕竟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人文和科学交相辉映，也许可以让经济学更加“有用”。但不管怎么用，经济学发展的土壤之中的问题必须深入挖掘。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经济学的发展过程。
作为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弗兰克·奈特是一位影响了不知多少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在晚年常痛感经济学家的无用，怀疑社会能否从经济学家提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建议受益。也许，我们不用太悲观，只要深入现实，经济学家和其他人一样，总是可以为社会作出贡献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财经智库》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研究员）
来源：东方早报 2016-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