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反思“唯物史观的出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问题，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需要基于当代中国经验，深度汲取东方、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资源，更需要通过唯物史观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真正实现反思的目的。在我看来，只有哲学界与经济学界携手合作，才能真正推进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
我认为，建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要坚持三大批判。
第一个批判，就是在与唯物史观出场关联中开展资本批判或政治经济学批判。
对历史之谜、国家之谜的追问，使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走向市民社会分析，即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每一阶段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又对应地催生相应的历史观的出场。因此，走向历史深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动因，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又是催生唯物史观出场的原初路径和深化的动力。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度造就着唯物史观的成熟程度。这包括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马克思在1843—1844年对国民经济学的初始批判与走向唯物史观进程中的人本学辩证史观的对应生成，从而也初步达成了对国民经济学体系的批判性梳理，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第二阶段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进一步批判，在全面生产（物质生产、人口生产、社会关系生产和精神生产）框架下，发现了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迭，形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释的广义唯物史观。第三阶段，在《资本论》阶段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细致、实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性，具体地勾画出资本社会的历史图景，完成了马克思从资本的经济学实证科学分析到社会、国家、意识形态等完整历史图景的描述，形成资本批判的唯物史观。就是说，马克思要通过纯粹的实证科学以及对实证科学的辩证分析批判来达到对资本社会的把握，最后上升到对整个社会的把握。而按照马克思“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锁钥”的从后思索逻辑，作为普遍的商品交换社会的资本社会，是之前的个别商品交换社会以及特殊的、扩大的商品交换社会的最高形态和典型形态，于是，资本社会的规律也是贯穿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资本的特殊唯物史观也是一般的和普遍的唯物史观。因此，《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杰作，也是唯物史观的杰作。正是在《资本论》中，对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发现资本的经济逻辑，即发现资本的社会逻辑或历史逻辑。当然，经济逻辑与历史逻辑本质上是一致的，然而在表现形态上是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我们既不能像鲍德里亚等后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将历史逻辑与经济逻辑看作是完全对立的，也不能像第二国际理论家所主张的“经济唯物主义”那样将经济逻辑与历史逻辑完全等同。在马克思看来，重要的不仅在于按照研究的思维将历史逻辑本质还原于资本的经济逻辑，而且在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按照叙述思维如何将资本逻辑上升为社会逻辑、历史逻辑和国家逻辑。客观地讲，缺少这个上升进程，仅仅说资本逻辑决定上层建筑、决定历史逻辑，坚持所谓“决定论”的一般原理，只是“半吊子”的马克思主义，甚至就是马克思晚年特别警惕的 “一般历史哲学”的教条。第四阶段，晚年马克思借助于《人类学笔记》发现了一个与《资本论》按照商品交换历史逻辑图景不同的人类学前史。在更广泛的人类学意义上来考察整个人类历史，唯物史观跟《资本论》代表的那个仅限于西欧的结论是不一样的，资本表达的 “世界历史”（全球化）统一逻辑与人类学发现的多线逻辑需要重新整合。所以就马克思的一生而言，对唯物史观的出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的问题，不能够仅限于某一段，而应贯穿其身。马克思之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在这两个逻辑整合中前行。
沿着上述理论和现实的逻辑，今天中国的唯物史观的发展尚要走更长的路。今天讲构建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依然需要更多的理论准备。我们要看到资本发展到今天，绝不是马克思当年以工业资本为主导的那个资本形态，资本在创新，表现为金融资本、知识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消费品资本，等等，在寻求摆脱周期性危机中，资本尝试着将一切社会要素资本化。这个广泛存在的资本化，使经济逻辑与历史逻辑在新的基础上高度重合，造就新的历史场域，并按照拜物教颠倒逻辑把这一历史场域造就为新的历史场景。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文化产业、知识经济、虚拟经济，等等，都是资本创新逻辑造就的历史场景。后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是这一历史场景的直观精神表达。因此，在资本创新逻辑时代，我们不能无批判地直接将这一场景写入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将包括中国经验在内的场景逻辑直接作为重写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当然话语，而是要深度地批判其中的资本创新逻辑。
第二个批判，就是在理论的反思中坚持形而上学批判。
构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不能够现成地接纳任何一种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因为它们都存在着先验的形而上学。这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古典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当年已经展开了深度的批判，此处不再赘述。第二种是沿着马克思的道路，发展为苏联和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即所谓 “东教条”，毛泽东过去也批判过，改革开放以来也新形成许多阶段性的教科书，都存在着许多教条和形而上学，需要进一步加以清理和批判。第三种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洋教条，存在着“西教条”的形而上学，它依然是资本的话语、私有制的逻辑和拜物教的逻辑，这个形而上学依然必须要揭破，我们要回到事情本身，就是现实本身。
第三个批判，就是在中国道路的探索中坚持实证主义批判或拜物教批判。
经验表现的历史场景往往是历史场域的拜物教式的颠倒。因此，我们不能现成地把中国经验直接写入，中国经验可以作为我们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可用的本土资源，但不能现成地接受，必须要经过批判，这个批判要揭示它表象化的东西，要把它的本质展现出来。
当然，发展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还需要有三个维度：批判之维、实践之维、正义之维。批判之维不说了，实践之维就是要面向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重新出发，构建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书写中国的唯物史观。而正义之维，就是构建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必须要充满正义之维，将在差异性社会的正义写入理论，将坚持共享发展、走共同富裕道路、限制资本和市场消极作用、消灭两极分化的内容表达充分。
此外，只有将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唯物史观同步推进，才可能真正完成前者的工作。基于此，我们才会真正构建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不断拓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
2016年05月06日 10: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