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延迟退休年龄”的讨论备受关注。虽然目前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已经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但老龄化加速、劳动力短缺等问题相伴而生，人口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在今年世界人口日即将到来之际，本报就如何认识人口现状对未来经济的影响、如何创造条件延长人口红利期等问题，采访了经济学家蔡昉。 本报记者任思蕴
本月11日，世界人口日又将到来，人口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今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题是“关爱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估计，指定去年10月31日为世界“70亿人口日”，这一天距离“60亿人口日”仅12年。人口增长速度过快所导致的粮食、资源、环境和经济等问题日益唤醒人们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危机意识。
作为人口大国，中国一直十分重视控制人口总量，实行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有效降低了本国人口增长速度。目前，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已经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但老龄化加速、劳动力短缺等问题相伴而生，人口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不久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考虑“推迟退休年龄”和“弹性延迟基本养老金领取年龄”的表态亦引发热议。
对此，长期研究人口问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延迟退休虽然是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参与率的常规途径，但我国的具体国情有所不同，临近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更新技能的能力普遍不足，难以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单纯提高退休年龄并不能有效提高老年劳动参与率，反而有可能给部分劳动力带来就业困难和失业的风险。蔡昉认为，更关键的是着眼于实际退休年龄，而不是法定退休年龄；更合理的途径不是推迟退休，而是实行有差别和选择自由的退休年龄制度。
蔡昉于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并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5年和1989年分别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经济学会博尔德经济学院、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等地作访问学者；1998年以来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曾先后多次担任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的项目顾问。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三农”问题的理论与政策、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等。
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作为人口经济学家，蔡昉十分看重人口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他看来，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来得早，“刘易斯转折点”即劳动力短缺时点早在2004年前后就出现，人口红利消失得既早且快，中国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达到了较高的老龄化程度。他由此警示，中国正面临“未富先老”的挑战。
针对以上这些现状，蔡昉通过书面方式回答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就如何认识人口现状对未来经济的影响、如何创造条件延长人口红利期、如何挖掘经济增长“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源泉等问题，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
应该选择一个有差别和选择自由的退休年龄制度
文汇报：7月11日的世界人口日又到了，今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题是“关爱流动人口生殖健康”。作为一个人口学家，您认为今年的这一主题是否有特殊的涵义？
蔡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流动人口成为总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世界有着规模庞大的国际和国内移民。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也呈现增大的趋势，目前农村进城务工经商者就达1.6亿。生殖健康涉及人类生殖相关的健康问题，关乎两代人，即作为劳动者的育龄妇女和作为未来人力资源的婴幼儿童。因此，这个主题既重要也具有针对性。青年是流动人口中的主体，他们在生殖保健服务方面有很大需求。在外来务工者中，男女青年的生殖健康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知识、信息和服务的缺乏导致诸多不安全生殖行为，增加了健康风险。在世界人口日选择这个主题，有助于增进这个人群和全社会的认识，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文汇报：当下对中国经济前景有各种预测，但很多预测基本没有考虑到人口因素，比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知名经济学家阿尔文·萨勃拉曼尼亚的《暗淡无光：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之下》一书（中文译作《大预测》），在对中国经济前景做出乐观预测时，就基本没有考虑人口因素。我们知道，您多年来一直强调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且警示中国面临未富先老的挑战。能否为我们的读者解说一下您所说的“未富先老”？蔡昉：一般来说，人口老龄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然而，中国却是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达到了较高的老龄化程度。2010年，发展中国家在不包括中国的情况下，65岁以上人口比重平均5.3%。而中国高达8.9%，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老得多。因此，未富先老就是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来得比较早，人口红利消失得既早且快。在过去30余年中，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随着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很快将上升，人口红利这一增长源泉就要耗尽。很显然，如果不能找到替代性的增长源泉，其可持续性就受到抑制。早一点认识到人口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有利于我们顺应发展阶段的变化，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挖掘新的增长源泉。
文汇报：人口快速老龄化、未富先老，很大程度上同比较低的人口生育率有关。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看，中国是不是已经提前进入到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了？
蔡昉：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生育率下降的结果。因此，认识目前的实际生育水平，是判断人口变化趋势乃至经济发展阶段的必要前提。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实行30余年。这一政策的实施，用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人口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缓解了人口与就业、资源、环境的矛盾，创造了长达30年的人口红利期。中央在2000年已经确认，我国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根据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许多学者计算的总和生育率（即按照现有生育模式，一个妇女终生生育的孩子数）已经多年低于1.5，联合国在2010年发表《世界生育率模式2009》中，也把中国2006年的总和生育率修正为1.4，归入低生育国家行列。这个生育率不仅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达国家1.6的平均水平。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2.1是人口处于稳态的替代水平，我国则把均衡型人口所要求的生育率定在1.8水平上，即便如此，我们也处在相当低的生育水平上了。
文汇报：近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撰文指出：低生育率和老龄化的人口是新加坡两个最大隐忧，将来不得不依靠移民来补足人口数量，否则新加坡就会面临劳动人口数量萎缩、经济停滞的局面。低生育率和老龄化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严峻挑战。李光耀提出了包括补贴生育者在内的多项提高生育率的社会措施。面对相似的问题，中国应该怎么做？
蔡昉：目前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高达9.8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很大，远未达到新加坡那样的劳动力数量制约阶段。此外，提高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改善劳动条件和劳动关系，创造将来延缓退休的条件，都有利于提高劳动参与率；户籍制度改革也能够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可见，劳动力数量不足对中国经济的制约，虽然将来会表现出来，目前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要进行政策调整以应对挑战。例如可以创造条件延长人口红利期，包括通过户籍改革进一步清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等等。我们还可以创造条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当然，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前提下，生育政策也是要完善和调整的。但是，人口老龄化趋势终究是不能逆转的。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哪个国家能够靠鼓励生育的政策，成功地提高了生育水平。因此，出路是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加快解决“未富”的问题，以应对“先老”的问题。
文汇报：那么，眼下热议的延迟退休年龄的设想，是延缓老龄化进程、推迟中国人口机会窗口关闭的有效措施吗？
蔡昉：长期来看，延缓退休确是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参与率的途径，也有利于缓解养老金不足问题。发达国家大都是这样做的。例如，有大约半数OECD国家已经或计划提高法定退休年龄。2010年OECD国家男性平均退休年龄为62.9岁，女性为61.8岁。然而，我国国情有所不同。
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30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3年，到60岁只有6.1年。临近退休年龄劳动者更新技能的能力不足，难以适应产业结构变化。如果这时不能退休，就意味着面临就业困难和失业风险。可见，至少就我国目前而言，单纯提高退休年龄并不是提高老年劳动参与率的有效办法。应该选择一个有差别和选择自由的退休年龄制度，在近期内主要着眼于提高实际退休年龄而不是法定退休年龄。应该通过立法和严格执法、发展教育和培训，建设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逐步推进。
解决未来储蓄率问题是一个巨大挑战
文汇报：经济学家林毅夫最近指出：中国经济未来20年还可以保持8%的高速增长。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您怎么看这样的预测？
蔡昉：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判断，既非不可能，也不是不讲条件即可达到。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抑制了资本报酬递减，人口红利带来高储蓄，生产要素供给充分满足；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创造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微观激励机制改善带来技术效率提高；通过引进外资，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转化为自身的技术进步。因此，过去30余年中国享受了极高的潜在增长率，并实现了大体相同的实际增长率。
随着二元经济特征逐渐减少，中国经济越来越受到新古典增长条件的约束，即出现劳动力短缺及其导致的资本报酬递减，资源重新配置窗口缩小，未来增长既受到投入要素约束，全要素生产率改进潜力也会减小，因而潜在增长率必然下降。在此条件下，政策面临诸多选择。追求一种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实际增长速度，必然要采取扭曲性政策手段，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加剧经济增长中的不平衡。然而，潜在增长率并非不可以改变。通过必要的制度建设和公共政策，可以从要素供给和生产率等方面提高潜在增长率，实现更高的实际增长率。
文汇报：您认为“刘易斯转折点”，即劳动力短缺的时点，在2004年前后就在中国出现了。这一拐点的出现，是否意味着重新配置城乡劳动力的进程随之结束了？
蔡昉：“刘易斯转折点”只是意味着工资不变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结束了，但不意味着资源重新配置过程的结束。与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至少还高出10个百分点。并且，随着户籍制度改革深入、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重新配置劳动力的效率仍有潜力。不过，急风暴雨式的重新配置过程的确即将结束。提高生产率越来越依靠技术进步以及优胜劣汰的方式，在更加微观的层次上进行。这就是常规意义上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于一个超越了二元结构的经济发展来说，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就没有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所以我们要学会认识和挖掘新的生产率源泉。
文汇报：不少学者预测，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会在2013年结束，即明年就会出现人口红利的转折点。从国际比较看，在“刘易斯转折点”出现八九年之后就迎来了人口红利转折点，是不是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非常不利？
蔡昉：从“刘易斯转折点”到人口红利转折点，日本经历了1960年到1990年30年的时间，韩国将经历1972年到2013年40余年的时间，而中国只有9年。这给我们的调整时间非常短促，的确带来更大的挑战，急迫地要求我们认识到发生的变化，形成共识，而不要再停留在名词之争上面。就是要研究如何消除那些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认识上和体制上的障碍。具体包括诸如怎样才能通过推进改革，真正启动消费需求、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提高人力资本水平、鼓励技术进步和创新、实现优胜劣汰。
文汇报：除了“支撑比”意义上的“第一次人口红利”之外，也有学者提出，中国未来其实还潜藏着“第二次人口红利”，也就是人口结构变化促使居民积累财产、从而导致资本快速积累，整个经济的资本深化则推动单位劳动者产出提高。老年人为应对老龄化的风险而加快的财富和资本积累，真的能给中国未来带来“第二次人口红利”么？
蔡昉：我曾经讨论过“第二次人口红利”，即利用新的人口结构特征，在老龄化条件下，创造新的制度环境，挖掘经济增长长期可持续源泉。包括建立有利于资金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以弥补储蓄率的降低；加强培训和教育，提高人力资本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消除劳动力供给制度障碍。面对人口红利消失，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理念：“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究会枯竭，而“第二次人口红利”潜力则是无限的。
从研究的角度看，“第一次人口红利”以及“第二次人口红利”中如人力资本等因素的作用，是被经济史所检验过的，而促使财产积累实现储蓄率的提高，作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一部分，还只是有待检验的理论。解决未来储蓄率问题是一个巨大挑战，从理论上说，某些体制必然比另一些体制更有利于提高储蓄率，比如积累型的养老保障制度与现收现付式的养老保障制度相比就是如此。因此，在选择模式、权衡优劣利弊时，把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因素考虑进去终究是有益的。
延长劳动者受教育年限以提高人力资本
文汇报：您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定论：世界上未富先老的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想问您的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在您看来是否如有些人所说的是一个虚假命题？
蔡昉：科学上讲的伪命题或不真实命题，是指一种判断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理论预期。因此，进行研究和提供更多正反两面证据，才可能判别是否虚假命题。一个概念或者命题，只要可以用一定的理论框架加以分析，有统计意义上显著的经验证据，并且具有特定的针对性，就值得提出来，以推动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讨论。过早做出伪命题的判断，不利于健康的讨论。
当我说未富先老国家还没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先例时，其实我强调的是迄今尚未见过中国这么突出的未富先老现象，所以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虽然是否一定要用“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语并不重要，但是我们的目的是避免在中等收入阶段上的停滞。把这个意图放在未富先老的特殊国情中，来探索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潜力，不是很有意义吗？
文汇报：如果说人口红利消失了，进入而立之年的中国市场经济未来要创造怎样的制度红利来保持发展可持续？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以创造人才红利，是切实可行的一条途径么？
蔡昉：人口红利的消失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及其生产率，所以潜在增长率会下降。然而，通过改革可以挖掘各种生产要素供给以及生产率提高的潜力，从而改变潜在增长率。改善人力资本既增加要素供给，也是提高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条件，因此具有提高潜在增长率的作用。提高人力资本的途径是增加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目前义务教育毛入学率已经很高，进一步提高受教育年限，需要把教育普及向学前、高中和高等教育延伸。
在劳动力短缺情况下，低技能劳动者就业机会增加，产生了教育激励不足的问题。目前，在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政府预算内经费支出比重较低，家庭支出负担过重，加上机会成本高和考大学成功率低的因素，使得这两个教育阶段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瓶颈。这时就需要政府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矫正市场失灵。因此，我主张把义务教育延伸到学前和高中阶段，关键是政府埋单。
文汇报：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来看，资本、劳动、人力资本乃至低人口抚养比等等因素的贡献率都在降低，因此，您在多个场合特别提到了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如何理解您所说的这个“全要素生产率”？
蔡昉：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各种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通过更有效率的配置和技术进步，而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过去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有一半来自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在挖掘这种效率的同时，更多的效率需要从产业内和行业内的资源重新配置，以及技术进步来获得。这迫切要求通过改革消除应用技术的制度障碍，并形成一种优胜劣汰的机制，使高效率企业在经济中占更大的比重。
政府有必要熟悉“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概念，以及如何才能促进其不断改善。上世纪90年代前期的一场论战，促使新加坡政府认识到了这个指标对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性，因此设立下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提高2%的目标，对于其成功的经济发展不无裨益。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
来源：文汇报 时间：2012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