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69.2%，比上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这是相当长时期内首次出现下降。
过去3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但人口红利并非永恒，我国将逐步进入更加成熟的增长阶段。
“招工难”是一个需要引起企业重视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市场信号。制造业亟待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失，应主要从经济政策和体制调整出发，着力开发制度红利，提升发展质量。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上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这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相当长时期里首次出现下降。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预计，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至少在2030年以前，会稳步、逐步有所减少。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出现下降，受到广泛关注。有人认为，这意味着多年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也有专家指出，由于中国劳动人口总量规模较大，劳动力资源仍是中国最大的资源优势。
如何客观看待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比重下降？这一变化将对制造业发展产生哪些影响？就此，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趋势
人口红利 逐渐消失
记者：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比重下降，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
蔡昉：总的来看，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减少，我国二元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会逐渐消失，经济增长所依靠的源泉和需要应对的问题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记者：各界很关注人口红利问题。在您看来，我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吗？
蔡昉：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增长，以及与此相关的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如果一个国家人口变化具有人口红利，那么劳动力供给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人口抚养比降低也可使经济增长中创造的财富被积累起来。另外，劳动力无限供给还可以延缓资本回报率下降。只要有资本积累，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率，就可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剩余劳动力还能大规模地从农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在这样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可以依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生产率提高也主要来自于劳动力的重新配置。
我们看到，在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之前，我国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过去30多年来，我国接近10%的GDP增速中，资本积累贡献了7.1个百分点，劳动力投入贡献了0.8个百分点，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提高贡献了0.4个百分点，人口抚养比下降贡献了0.7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贡献了1个百分点，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中，大约一半来自于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当然，我们通过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还可以挖掘很多增长潜力。人们可以将之称作继续开发人口红利，也可称作延缓人口红利消失。但总的来说，人口红利并非永恒，我们将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逐步进入更加成熟的增长阶段，开发新的经济增长源泉，这并非坏事。
影响
制造业转型更迫切
记者：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规模较大。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对于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具有怎样的警示意义？
蔡昉：在劳动力丰富的发展阶段，通过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挥比较优势，兑现人口红利，是我国实现人类历史上鲜见的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原因。随着人口红利消失，我国制造业必然要经历严峻的调整过程，企业应认清形势，做出正确研判。
有人担心我国会出现东亚经济体历史上发生过的“雁阵模式”，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力成本提高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我认为，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大规模转移到东南亚国家的可能性不大。作为一个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庞大经济体，劳动力人口减少，可以进一步推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加快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劳动力成本优势消失后，产业结构调整也并非一定要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产业结构的根本性调整，主要不是生产要素密集度的变化，而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即从过去依靠人口红利相关的增长源泉，转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增长轨道上来。人口红利消失后，制造业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再有任何拖延的余地。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需要依靠科技进步等因素，但最终需要依靠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使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得以生存和壮大，而低效率企业则被淘汰。因此，应注意构建更加坚实的社会安全网，确保一些传统岗位被淘汰后，劳动者能得到必要的社会保护。
记者：在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背景下，不少人担心制造业企业“招工难”的问题可能加剧。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蔡昉：其实，劳动力供给速度减慢，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企业招工难和用工成本提高的问题自2004年就开始了。2004年至2011年期间，农民工工资的年平均实际增长速度超过了12%，并且呈现逐年加速的趋势，这个趋势今后仍将持续。
“招工难”问题，既关乎民生也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招工难”是一个需要引起企业重视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市场信号。从政策层面上看，我们应抓住“招工难”现象背后的劳动力市场新特征，改变传统政策思路，消除认识上的固化和偏颇，防止决策失误。例如，要重视研究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困难，有针对性地提供就业、创业、转岗和在岗培训；重视周期性失业现象，在调整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把就业置于优先地位，根据就业状况把握政策的方向和力度，等等。
对策
着力开发制度红利
记者：不少人认为，人口红利消失后，我国未来经济增速将放缓。您怎么看？
蔡昉：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短期内的确会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但是，如果能利用倒逼机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反而能提升发展质量。
需要注意的是，在人口红利消失后，有些地方可能通过过度扩张投资、增加需求的方式把经济增速拉上去。这种刻意超越潜在增长率的做法，将造成产能过剩、通货膨胀、产业结构偏离比较优势、资源环境超出承受能力等严重后果。
记者：从制度层面看，该如何应对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趋势？
蔡昉：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根本原因是人口的结构变化。或许一定程度的人口政策调整，有助于在未来一个时间段内形成相对均衡的人口结构，但很难阻挡人口老龄化。因此，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失，主要还应从经济政策和体制调整出发，着力开发制度红利。
首先，推进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市化，稳定和扩大劳动力供给，继续从资源重新配置中获得生产率的提高。研究表明，如果在2011年至2020年期间，每年把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GDP的年均增长率可以提高0.88个百分点。这方面的潜力在于农业转移劳动力。目前，我国有大约1.6亿进城农民工由于没有城市户籍，劳动力供给不稳定、不充分。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他们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使他们稳定工作到法定退休年龄，可以大幅提高整体劳动参与率。
其次，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将提高。例如，目前作为农民工集中就业的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和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岗位，分别要求平均受教育年限9.1年和9.6年，而资本密集型的第二产业和技术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岗位，则分别要求平均受教育年限10.4年和13.3年。根据2011年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估算，他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9.6年。也就是说，农民工的平均人力资本尚不能适应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因此，加大人力资本培养力度，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使其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技能要求，是人口红利消失后实现持续增长的必要保障。
作者：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来源：经济日报
时间：2013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