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余年中，工业是中国增长最快、改革力度最大、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部门，加速工业化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发展呈现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低产出特征，付出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十二五”时期是中国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工业转型成本、效益如何？绿色转型会不会有更多收益？当前阻碍绿色转型的症结何在？
对话人 李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采访人 中国环境报记者 李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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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工业绿色转型的成本
关键思路 直接成本主要是工业企业采用节能环保技术及相关设备的增量投资，间接成本包括国民经济损失，高耗能、高污染工业行业就业岗位减少等
记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降低发展速度、调整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是我国在资源环境约束下的主动选择。工业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部门之一，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工业绿色转型的成本到底有多大？
李平:工业绿色转型的直接成本主要是工业企业采用节能环保技术及相关设备的增量投资，包括节能投资和环保投资。
节能投资方面。目前我国没有发布有关节能投资额的统计数据，只能通过间接的方法对其进行粗略的估算。我们假定两种情景:一种是基准情景。即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和外部环境不会发生重大变化，政府将延续2005年以来采取的一系列节能减排措施，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另一种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情景。即政府加大节能减排力度，综合实施各种能源环境政策。尤其是通过征收能源税或碳税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
经过我们的测算，在基准情景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情景之间，2015年工业能源消费量相差4.4亿吨标准煤，2020年相差9.1亿吨标准煤。假定在两种情景下，各年工业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保持不变。可以估算出“十二五”期间和2011~2020年间基准情景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情景相比，分别节约21.9亿吨和91.0亿吨标准煤。
进一步假定“十二五”、“十三五”期间技术进步对工业部门能源效率提高的贡献分别是50％和55％。可以得出，与基准情景相比，在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情景下，“十二五”期间和2011~2020年间，技术进步带来的工业部门节能量分别为10.9亿吨和49.0亿吨标准煤。以发热量为5800大卡/千克的动力煤700元/吨的价格保守估计，“十二五”期间和2011~2020年间，应用技术手段的节能收益分别为9240亿元、41360亿元。
假定工业部门节能投资年收益率为8％，不考虑节能项目建设周期因素，并且节能项目投资受益期超过10年，则为实现上述节能收益，“十二五”、“十三五”时期需要在节能技术及相关设备方面分别投资4.62万亿元和4.99万亿元。
环保投资方面。根据现在的数据，我们推断，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情景下，“十二五”期间环保投资占GDP的比重将提高至1.8％，“十三五”期间应进一步上升至2％。如果假定“十二五”时期GDP平均增长率为8.4％，“十三五”时期为7.2％。可以算出“十二五”、“十三五”时期GDP总额分别为227.77万亿元和328万亿元，环保投资总额分别为4.10万亿元和6.56万亿元。
从历史数据看，工业部门环保投资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比重约为28％。结合环保投资总额估算数据，可以得出“十二五”、“十三五”时期我国工业部门大约需要在环保领域投资1.15万亿元和1.84万亿元。
记者:除了直接成本，工业实现绿色转型还有哪些间接成本？
李平:间接成本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国民经济损失。增加工业部门节能环保投资，不管其资金来源如何，都会导致其他领域的投资相对减少。工业节能环保投资尤其是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经济效益要低于生产性投资。新增投资效益的相对下降，是工业绿色转型的国民经济损失之一。
此外，绿色经济转型过程中，能源的消耗减少，能源行业尤其是传统化石能源行业的增长会受到一定限制。而且，钢铁、有色金属等高耗能、高排放工业行业要逐渐将以前不必承担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产品的竞争力。考虑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能在相当程度上同时降低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可以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情景下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成本来近似说明工业绿色转型的潜在国民经济损失。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实现2020年单位二氧化碳比2005年降低40％~45％，会导致2020年的GDP损失3384~5862亿元(按2005年价格计算)，相当于当年GDP的0.64％~1.11％。考虑到工业部门温室气体排放占全部排放量的比重，以及工业绿色转型的任务不仅包含温室气体减排，还包括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和污染物减排，保守估计“十二五”时期至2020年，工业绿色转型的潜在国民经济损失会超过1000亿元。
二是对高耗能、高排放工业行业就业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这些行业及其上下游行业劳动者收入和消费会因为行业增长受阻而受到影响。以火电行业节能减排对就业的影响为基础，粗略估算，2003~2020年火电产业实施节能减排政策，降低能源消耗9.4892亿吨标煤，减少二氧化硫排放1518万吨。同时，导致就业岗位减少41.3万个，即每节约1亿吨标准煤要减少就业岗位4.35万个。以此为基础进行估算，实现“十二五”时期，2011~2020年工业部门21.9亿吨和91亿吨标煤的节能目标，就业岗位分别会减少95.21万个、396万个。
三是提高能源及用能设备价格对贫困人口造成不利影响。与高收入人群相比，贫困人群受能源及用能设备价格的影响相对较大。为了减轻贫困人群所受影响，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对其进行补贴。补贴额度的高低视政策强度而定，难以给出具体的估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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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工业绿色转型的效益
关键思路 直接收益是指因节能而降低的能源成本，间接效益包括避免技术锁定、改善贸易环境和贸易条件、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发展、产生健康效益
记者:工业绿色转型确实面临巨大压力，但是，只有转型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那么，从长远看来，工业转型会取得哪些直接的经济效益？综合来看，是成本更高还是效益更大？
李平:工业绿色转型实质上就是降低工业生产过程中的能源资源消耗量，并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因此工业部门向绿色经济转型的直接收益，主要指因节约能源而降低的能源成本。
如前所述，“十二五”期间和2011~2020年间，与基准情景相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情景下工业部门的节能量分别为21.9亿吨和91.0亿吨标准煤。同样以发热量为5800大卡/千克的动力煤700元/吨的价格进行保守估计，“十二五”期间和2011~2020年间工业部门因减少能源消耗而节约的成本分别为18481亿元、76879亿元。
不过，工业部门绿色转型必定要使用更多清洁能源。目前看来，我国以“富煤、少油、贫气”为特征的能源资源禀赋，以及受核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利用成本相对较高的影响，使得短时期内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势必会导致能源价格上涨。仅考虑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比重提高这两个因素，能源利用成本大约会提高8％。这相当于工业部门在“十二五”期间和2011~2020年间在能源成本上分别多支出了4140亿元和8786亿元。
综合其对能源节约和能源利用成本的影响，“十二五”期间和2011~2020年间，工业绿色转型带给工业部门的直接效益分别为14341亿元和68093亿元。
记者:工业转型会带来诸多连锁反应，它的间接效益有哪些？
李平:首先，实现绿色转型有助于避免技术锁定。电力、钢铁、水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高耗能、高排放工业行业的投资所形成的固定资产使用寿命较长。如果这类生产设备的能源利用效率较低、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量较高，那么其高能耗、高排放的特性将在长时期内被锁定。
如果在“十二五”时期至2020年推动工业绿色转型，通过采取有效措施对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能源利用效率、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标准进行控制，将会给未来节能减排打下良好基础。这是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收益。受数据的可获得性等方面的影响，目前还难以对其做出定量评估。
其次，有助于改善贸易环境和贸易条件。部分发达国家正试图通过碳关税和碳足迹等有关技术规则和标准来引导贸易规则的演化。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变相设置绿色贸易壁垒。因此，积极推进工业绿色转型，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贸易环境和贸易条件，从而有助于提升工业竞争力。
第三，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我们估算，“十二五”时期、“十三五”时期，我国工业部门在节能环保技术以及相关设备方面分别投资为5.77万亿元和6.83万亿元。研究表明，环保投资对环保产业的拉动率约为1.1，对GDP的投资乘数为1.4。假定节能投资对节能产业的拉动率以及投资乘数与此相同，那么“十二五”时期、2011~2020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的总产值会达到6.347万亿元和13.86万亿元，GDP会因此而增加8.078万亿元和17.64万亿元。在此基础上，以节能环保产业人均年产值30万元估算，“十二五”时期、2011~2020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分别为1058万和2310万个。
第四，工业绿色转型还将产生健康效益。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引发的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最终会对人类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国家环境保护部和世界银行在2007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空气污染尤其是大城市的空气污染导致肺癌、呼吸系统疾病等肺部疾病发病率提高，水污染引起癌症和腹泻发病率升高，尤其是5岁以下儿童腹泻发病率升高。仅2003年由于空气污染引发的过早死亡和疾病的经济损失为1573亿元，占当年GDP的1.16％。鉴于工业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在总排放量中占有较高比重，推动工业向绿色经济转型能在相当程度上改善生态环境，维护人体健康。
综合工业绿色转型的成本和效益分析结果，尽管推动工业向绿色经济转型需要进行数额庞大的节能环保投资，也会产生一定的宏观经济损失，并会导致高耗能、高污染工业行业及相关行业就业岗位减少。但其在节约能源成本、改善制成品贸易环境和贸易条件、促进节能环保产业等绿色产业发展、创造绿色就业岗位、提升国民健康水平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积极影响。整体来看，工业绿色转型的效益远高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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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推动工业绿色转型的阻力
关键思路 绿色转型存在机制体制等问题
记者:既然工业转型的效益远高于成本，为什么很多地方、企业对于工业绿色转型并不热心？
李平:我们现在的体制和机制存在一些问题，阻碍了绿色转型。
第一，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晋升机制不合理，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以GDP为导向的晋升机制是相对单一的激励方式，在这种考核机制下，政治晋升的压力导致政府官员往往忽视长期效果而注重短期目标，即在任期内尽可能地促进经济增长。目前，中央与地方政府在转型升级中面临的压力实际上是不对称的，中央政府不仅要考虑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种种风险以及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性，还要承受来自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中央政府的这些压力仅靠节能减排指标和环境问责制来传导，最终很难将地方政府推向转型升级的轨道。因此，“十二五”时期仅靠现有节能减排指标促进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是有限的。现实的情况是，对于2860多个县级经济单位而言，对工业绿色转型这样高投入、见效慢的长期工程缺乏兴致，节能减排指标考核很难影响对其发展本地经济的动力和决心。
第二，要素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不彻底。由于我国长期对要素资源使用非市场化定价手段，这种价格信号对企业微观主体的引导作用会出现呆滞或时滞现象，致使企业缺乏动力转变经营方式或改进技术工艺。同时，理顺自然资源价格还应考虑资源开采带来的环境成本。
第三，环境补偿机制不健全。我国并未真正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地区间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导致生态脆弱或资源富集地区的利益长期受损，丧失了地区经济发展机会。资源开采的环境成本未按市场机制定价并纳入到原材料成本核算之中，致使原材料价格长期偏离于市场价格，下游企业或消费者无法对这种价格扭曲行为做出调整，难以树立“绿色消费”理念。
另外，中国工业尚未形成绿色增长核算体系，也没有出台具有市场调节作用的政策工具，造成环境治理成本长期低估。而且节能减排设备投资的税收政策不配套，企业缺乏采用先进技术和生产装备的微观激励。
此外，我国对技术创新应用支持不足、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完善、社会监督不到位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工业绿色发展的脚步。
作者：中国环境报记者 李莹
2012-7-13 22:11:31 来源:2012-07-09中国环境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