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高屋建瓴地分析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这是对党的十六大首次做出的“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判断的进一步发展和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正确分析和准确判断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基本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对于全面把握和及时抓住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沉着应对来自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迫切需要转变、各种矛盾凸显的挑战，积极发现和创造发展条件，充分发掘和发挥潜在发展红利，继续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于次年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国民财富大幅缩水，全球经济持续低迷。随着各种矛盾的不断深化，全球经济开始进入一个全球产业结构深度调整期、治理结构调整转换期、金融体系变革重组期，新一轮科技革命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孕育、发展和实现新的重大突破阶段。在这种过程中，我国经济短期增长和长远发展也遇到了严峻挑战和巨大冲击。虽然我国政府曾动用积极财政、货币政策大力度助推经济增长，但后续经济发展和增长仍然遇到了严峻挑战。例如，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从2010年第1季度开始，我国GDP当季同比已连续11个季度以1.8~0.1个百分点的速度持续递减，到2012年第3季度已降至7.4%；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则在2011年7月达到最高点（6.5%）后连续15个月持续下降，到2012年10月已降至1.7%；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则在2011年7月达到至高点（同比增长7.5%）后开始持续下降，并于2012年3月出现了持续性同比负增长，10月份虽有回升也仍为-2.8%；出口需求更是从2011年3月的累计同比增长27.4%持续下降至2012年9月的7.4%，10月份虽有回升也不过仅有7.8%的增长；支撑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只有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仍处于同比增长20%及以上的状态。
实践发展的进程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支撑我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传统优势已经和正在消失，劳动低成本、生产高消耗、发展高投入、产出低附加的外延型、粗放式增长的道路越走越窄，经济结构全面大调整的历史过程已经提前到来。在上述背景下，我国学术界以及国外一些机构开始普遍认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黄金期已经结束，中国经济也将进入一个7.6%~8.2%的中速增长期（参见下表）。［2］毫无疑问，无论是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是与我国经济发展现有能力相比，7%~8%的增长并不算低。问题是，这种预期符合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实际吗？国内外代表性机构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率的预测比较 略
显然，这不仅是一个如何准确判断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及其条件变化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如何进一步创造发展条件、发掘潜在发展优势、将挑战转化为机遇、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理论和重要实践问题。尽管受全球经济持续衰退的影响和国内资源供求状况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经济很难再现高达2位数增长的历史辉煌。但是，如果以为从此我国经济将不再可能实现9%及以下、8%及以上的持续较快增长，根据未必充分。因为，今后10年或更长一个时期，个别年份有可能出现较低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但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还相当高，支撑我国经济继续较快增长的因素和条件还很多，我国经济生活中也还存在大量可以将劣势转化为优势、将潜在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将发展红利转化为战略机遇的机会和选择。
第一，地区发展潜在红利带来的机遇。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均有大幅度提升，但不平衡问题仍然广泛存在，主要表现为东中西部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异、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同一地区内部不同区位间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别，迫切需要我们积极面对并通过创造条件，抓紧加以妥善解决。但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和清醒地看到，一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又是一个能够给一国经济带来较大发展空间的重要动力来源。因为，正是由于发展水平存在的差异，才在客观上形成了后发地区赶上先发地区、低收入地区赶上高收入地区的内在冲动和要求。这种内在冲动和要求的实现过程，便是地区经济实现更快增长的过程。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差距有多大，后发地区赶上先发地区的冲动和要求就有多大，从而消除地区间收入差距并由此推动本地经济实现较快增长的空间就有多大。这种冲动和要求、增长动力和空间，就是所谓地区发展的潜在红利，需要我们加以正面发掘和有效利用。
第二，人口发展潜在红利带来的机遇。在我国现阶段，传统人口红利尚未完全消失，新人口红利正在形成。“新人口红利”这个概念是厉以宁教授在“2012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上首次提出来的，意指随着廉价劳动力时代结束、技工时代即将开始，技工时代和人才的发展将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我赞成这个看法，同时认为，虽然我国传统人口红利因劳动人口和新增人口比重持续下降以及劳动的边际成本持续上升已经出现了明显下降，但真正消失可能要等到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3‰以下后才会出现。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基尼系数较高，既是传统人口红利存在的重要基础，又是新人口红利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49（有人认为已经超过了0.5），高于世界平均水平（0.41），因此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广大城乡居民个人都有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的内在要求。由于在加强法制和坚持按贡献分配前提下实现收入差距逐渐缩小的过程，本质上是劳动能力的竞争和劳动效率的提升过程，从而也是新人口红利逐渐形成和实现的过程。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国民和各级政府普遍重视教育（我国文盲率因此已降至目前的4.08%，远低于美国接近14%的文盲率［3］），这是我国国民劳动技能持续改进和效率不断提升的重要基础，也是新人口红利不断被发掘和传统人口红利不断被“新人口红利”代替的过程。
第三，城市化发展潜在红利带来的机遇。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发展中后期和城市化发展加速期。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既是市场需求增长的重要来源，又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市化率从20%左右起步，2008年达到44.9%。此后，我国城市化率以年均2个多百分点的速度递增，到2011年已达51.3%，大体验证了发达国家普遍经历过的30%~70%的城市化率阶段，是一国城市化水平加速发展阶段的规律。我国是一个人口超级大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必然带来人口及其需求结构的迅速变化与规模和数量的大幅度提升，从而会形成新的更大规模和更高质量的市场需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市化发展潜在红利。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创造发展条件，科学推进城市化进程，努力发掘城市化发展红利，对于深入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增长均具有重要支撑与推动作用。就此而言，对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和发展速度的任何悲观或低估，都是缺乏充分根据的。
第四，高新技术创新与发展潜在红利带来的机遇。虽然我国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无论是按人均水平还是按国民实际福利水平或生活质量计算，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样一种国际地位没有变，我国还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要正视这个现实并从这个现实出发，进一步发掘和利用有助于我国经济继续持续健康较快发展的各种潜在优势，包括通过一定规模和数量的技术引进仍然能够有效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和实现科学技术创新与发展的优势。同时，也必须看到，通过利用后发优势追赶发达国家、推动我国经济较快增长的成本已经大幅度上升，由此形成的增长推进能力已经大幅度下降，因此，必须向更多地依靠自主研发、自主创新转变。改革开放30多年来，虽然在科学技术发明与创造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在基础科学研究和尖端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原始创新、发明与创造方面，我国还存在很大差距。面对全球经济结构大调整、产业结构大转型、技术结构大升级带来的各种挑战，抓住已经初现端倪的以新材料、新能源、新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提供的各种机遇，从传统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高新技术贡献率迅速上升这一样一个基本现实出发，在积极参与刚刚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技术创新大潮的同时，充分发现和发掘我国高新技术创新与发展的潜在红利，充分认识和利用我国庞大制造业为高新技术应用与发展所提供的巨大空间优势，并以此大幅度提高高新技术创新与应用的经济价值，促进我国经济继续持续健康较快发展。
第五，制度和体制机制变革与发展潜在红利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2012年11月21日主持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并深刻阐述了“改革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思想（载于http://news.hexun.com/2012-11-23/148250375.html）。带来的机遇。大量实践表明，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还很不完善，还带有较为明显的鼓励外延发展、容忍粗放扩张的倾向，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和国民经济的内涵式集约型持续健康增长，我国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种矛盾的解决，等等，还受到现行经济体制、行政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及其机制不完善、不配套等多重制约，各类经济资源也因此还远未实现最佳配置和有效运用。这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国制度和体制机制变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制度和体制机制变革的潜在红利还远未释放出来，因此还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和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相适应的行政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以及生态环境体制。要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实现体制机制配套、完善与创新的过程中，进一步解决和科学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效限制妨碍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各种垄断，大力鼓励有助于促进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市场竞争，在实现“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与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两个方面有机结合与内在统一的基础上，充分发掘和全面释放制度体制机制变革与发展的潜在红利，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这是新时期、新阶段、新环境、新条件下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新发展的“牛鼻子”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根本动力源泉。抓住这个“牛鼻子”，用好这个动力源泉，就是抓住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就能够创造我国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发展的新的辉煌。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机会与挑战并存。我们既要准确判断、全面把握战略机遇，充分认识和利用发展优势和发展条件，发现和发挥潜在发展红利及其带来的新的战略机遇，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较快增长，又要全面认识、沉着应对来自于内外环境和条件变化带来的各种严峻挑战，充分发现和创新发展条件，深入发掘和充分运用潜在发展红利，将挑战转化为机遇，在进一步深化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增长质量提升的过程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较快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如期实现。
文章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