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站在“中国最高讲台”上，潘家华知道低碳经济已从概念走向现实。
2月23日，中央政治局第19次“上课”内容是“2020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问题”。作为讲课者之一，潘家华从自己平时讲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来到中南海，沿着长安街只需走3公里。
而“课件内容”潘家华已准备了十几年。从1993年回国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环境经济学与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后，潘家华的名字紧紧锁定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低碳等话题上。
1997、1998年连续两年，潘家华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代表处资深项目官员和能源与环境顾问。1998-2001年，赴荷兰参加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社会、经济、技术综合评估报告的协调、组织、写作和统纂工作。
作为气候变化领域的国家顶级智囊，潘家华近些年密集出席各种国际会议，像海绵一样吸取各种信息，并对中国决策层作出气候变化、低碳方面的精准分析。
潘家华不仅是环境气候领域的权威智囊，更是一位娴熟国际气候谈判规则的“气候谈判外交家”。
2009年9月22日，潘家华研究员接受中国政府的推荐，作为学者代表，应邀参加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领导力论坛”。
3月17日，当本报记者在中国社科院6层小楼里见到潘家华时，他刚参加牛津大学举办的有关气候变化的定期研讨会回国，而下星期他将奔赴英国参加中美欧气候变化会议，这是为了下一轮在墨西哥举COP16的预热。
潘家华的收获是丰厚的。不仅讲台沿着长安街向东“走了”3公里，而且还作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即IPCC的中国代表成员，在2007年领取了诺贝尔和平奖。
潘家华称，提出思想是“智囊”的责任。
政治局讲课五内容
《21世纪》：您在中央政治局的课堂上讲了什么？
潘家华：主要是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和思考，还有减排目标。具体来说，我讲了五点内容。即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形势是什么；国际上到底有什么样的成功经验可鉴；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压力和挑战，在哪些方面可以用低成本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最后一点，我讲了应该怎样结合我国现有的政策加以整合来促进经济转型，发展低碳经济。
《21世纪》：很多欧美经济学家提出，积极推动低碳经济实际上是为了将低碳作为一个新兴行业，来刺激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发展。
潘家华：不仅仅是欧美经济学家，中国的经济学家也这样看，但是实际的效果却不是这样的。因为刺激方案的投资有一定的定向性，比如美国总统说要10年时间，每年投入100亿美元，这个投资是投向新能源领域里，那么这个投入就会增加就业率。
但是这些投资也可能带来两个不利的影响，第一就是为了刺激经济复苏，很多投资就倾向于一些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因为这些行业的门槛比较低，所以他容易在短时间里死灰复燃。原来在正常情况下可能要求它不要再继续生产了，为了经济复苏，保就业，就让它们有机会继续生产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在投资给新型可再生能源的时候，政府给了一些补贴，那么在这个补贴用完了以后，这些可再生能源还不能挣钱，那么这些可再生能源的持续发展就成了问题。
同时，可再生能源的设备生产，比如风能太阳能，也需要消耗能源和原材料，相应增加了碳排量。
气候谈判新工具：碳预算
《21世纪》：作为哥本哈根中国代表团的代表，您在会上提出了中国的碳预算思路，如何理解碳预算？
潘家华：气候公正的基石只能是碳权益的公平。这种公平，不在于某一个时点人均排放一致，而是一个时段人均历史累计排放权益的均等化。“碳公平”要求，富人需要有偿使用穷人的碳排放权益。这样，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一定量的资金技术来适应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实际上是一种碳权益的交换关系，也是发达国家对已经侵占发展中国家排放权益的补偿。
能否建立公平合理的“补偿”机制或者是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正是深化“历史人均累积碳排放”概念，并使之成为构建公平的国际气候制度的基本共识和关键因素。碳预算方案通过对发达国家历史排放赤字和发展中国家排放权益的计算，提出了可操作的抵消赤字、实现碳排放权转移支付的平衡机制，进而提出更为具体的“可实施的国际气候制度资金机制”和“可操作的国际碳市场机制”。
碳预算涉及一个问题：是按一年的量还是按一个时间段的量来分配？我们说，是按一个时间段的量，因为发展是有阶段的。比如中国现在处于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阶段，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城铁地铁这些基础设施，这些都是靠能源烧出来的。而英国，他们现在住房面积够了，高速公路也都建起来了，整个发展过程在一个延续阶段，不需要再大规模建设。从1900年到2050年，一个人的累积排放总量大约是350吨，平均下来，每人每年2.33吨，这个就是碳预算量。我们根据地区的不同从气候因素、地理因素和资源禀赋三个方面进行了相应调整，最后得出每个国家具体的碳预算额度。
《21世纪》：您在国外看到过欧盟的、澳大利亚的、美国芝加哥的碳交易市场的情况，如果中国发展自己的碳市场，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潘家华：中国的碳市场和欧盟的有几个层面上的不同。第一，中国碳交易市场规则、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发展时可能会走弯路。而欧盟市场的交易规章制度已经完善，包括检测机构，这些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
第二，欧盟是总量控制,我们还处在发展过程中，所以我们的减排是和降低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挂钩，这不是一个绝对值，而是一个增加值的计算，就会增加了计算的复杂性。第三中国能源结构的转化和技术的提高压力要更大一些。欧盟属于一种稳定和饱和的状态，而中国处在一个扩张状态，这样企业对碳排放的预期方面也会有不同。
第四就是消费的层面。中国消费者在行为方面还没有走向低碳消费。如果我们的消费者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21世纪》：目前，气候谈判为什么进入了胶着状态？
潘家华：应对气候变化，说到底，就是一个发展问题。低碳、峰值、气候协定、碳关税、碳交易，都很重要，但都难以轻易承诺。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发达国家历史排放多，当前排放高，未来减排难。如果说发展中国家有资金技术就可以减排，那么，发达国家有资金、有技术、有管理能力，为何在自己国内就是减排不了呢？没有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只能是一句空话。
如何才能有效合作？发达国家历史排放作为一种气候债务，需要支付一定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实现低碳发展。对于未来排放，发达国家的人均高排放，必须要向人均排放低的发展中国家购买，使全球的人均排放控制在稳定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的水平上。这就是碳交易：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购买碳排放额度，促使发达国家减碳，也促使发展中国家珍惜碳。发展中国家人均低排放，可以出让碳排放权，换取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走低碳发展之路。
简单的施舍式资金与技术合作，难以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求，他们对企业的要求和制约就不像欧盟的消费者那么强大。
“低碳”三大误解
《21世纪》：随着气候谈判进程，最近低碳经济成为热门话题。地方执政者们也对此热捧，并纷纷酝酿相关发展规划。您怎么界定低碳经济？
潘家华：气候变化促使各国都开始发展低碳经济。怎样讲求低碳？现在最贫困的国家就最低碳。我们所需求的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走向低碳。
有一种误解认为，若要实现低碳经济则要抛弃钢铁、建材等高耗能的产业。这样的观点是不可取的。我们发展的目标是社会更高效率的密集使用能源，例如将每吨钢所需要的标煤逐渐降低，而不是抛弃钢铁，其中关键是提高有效利用率。
还有一种误解认为发展低碳经济成本过高。现在市场产品的竞争是碳性价比的比较。没有这样的碳性价比比较，我国的企业无法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还有人认为我们还没到这样的发展阶段，低碳经济距离我们尚且遥远。其实不然。低碳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不是一步到位的。发达国家在发展低碳经济，发展中国家亦可。
也有种误解：低碳经济是好事，但与我们并不相关。在生活中，我们使用白炽灯、节能灯，这就是低碳；看完电视，关掉电源，这也是低碳；乘坐公交汽车，减少私家车，这还是低碳。点点滴滴都是低碳，无关高端或者低端。
将这样的认知误解抛开之后，再看如何发展低碳经济，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技术低碳，例如发电，努力发展技术，提高能源使用率，温室气体排放自然降低。第二是能源，像化石能源中，煤炭碳值最高，石油次之，天然气最少，那么用天然气取代煤炭，这是发展低碳。还有则是零碳能源，例如风能、水能等，让它们取代化石能源。第三则是改变消费习惯，若是大家都有节能的消费意识，减少能源浪费，这也是发展低碳经济。
《21世纪》：低碳经济示范区将成为中国下一次工业革命的示范区、未来中国大规模经济转型的试验地。对于建设低碳示范区你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潘家华：有几个方向是可以考虑的：第一，在区域环境和资源约束前导性指标系统的基础上，建立量化的低碳经济区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这种量化的标准要纳入城市规划体系和考评体系之中;其次，科学的规划是建设低碳经济区的第一步。低碳经济区规划设计应该使城市经济具有蓬勃发展的活力、清洁的环境质量和生态保护、便捷舒适的交通系统、适合居住的绿色建筑、清洁高效的低碳能源、健康理性的生活方式;第三，低碳经济区的工业产业布局应低碳化、循环化;第四，低碳经济区要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和新能源利用;第五，构建绿色交通体系，坚持公交优先的方针;第六，发展绿色建筑，澄清人们对绿色建筑存在的错误认识;第七，倡导绿色消费。（席越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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