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早上好，我是任道彬，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同时从大家今天的演讲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来自首尔的国立大学，同时我对于大家今天早上的演讲还有中国同仁的讲话都很熟悉，但是我对印尼这边不是很了解。对于墨西哥这边的演讲很有意思，也可以说，为什么我说很有意思，因为我发现他们是把这个绩效预算写到了宪法当中的，这是比较少见的情况，我对此感到十分的惊讶。还有很多其他的改革中牵涉到很多角色，我对于你们的这种改革要表示恭喜。印度尼西亚的例子之所以很有意思，他们有来自国外的压力，比如金融危机，他们是从上至下的推动，也面临了很多推动过程当中的挑战，还有很多挑战，他们目前还没有解决。 中国的例子更有意思，因为中国的例子可以说是出现了预算方面的迫切需要。我不是做预算的，但是金钱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说绩效预算是如此的重要呢，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花钱的时候更轻松。如果政府要做绩效预算，如果没有绩效预算，他们就可以随意的花钱，那么就没有道德可言了。但是一旦把这项预算放到了政府的财政管理当中，就是能够抑制坏的行为、腐败行为，这就意味着我们绩效预算的最终目标其实是为了改变腐败的行为。 墨西哥的例子很有意思，因为他们想要打击腐败行为，如何改变，他们在财政框架、与财政相关的测量标准等方面都作出了相应改变。这种绩效预算可以说是一个关键，使得他们的政府能够变得更负责，短期的目标是绩效预算，但是长期目标是为了改变人们的行为，在财政上的行为。但对我而言，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以正确的方式思考政治，绩效预算最大的障碍是什么，预算当前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其实是需要最高领导人能够介入的，他们应该把金钱当做是自己赚的一样，比如说印尼就是这样，印尼从总统开始，从政客开始，他们就开始从最高的层面考虑如何使用钱，他们想把钱放在政治方面，更好的有效的使用它。他们觉得预算不仅是为全国的，而是通过使用这个公共的钱能够更好的实现他们政治上的雄心，所以说把绩效预算放到最高层面，让高层领导去了解它、尝试它是很重要的。这可以让最高层面的一些领导人，能够利用绩效预算，并促使他们更好地分配资源。 那么如果不提最高层领导人，到下层的话，比如说出现腐败情况，比如为自己的家人、朋友，把一些公用资金花到私人方面，我们如何动员这些人，让这些人把钱用在应该花的地方，而不是任意的腐败呢，在墨西哥的例子还有中国的例子里面，他们都很成功，因为有审计。但是我们如何把他们的绩效和改革和个人的贡献相互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也可能导致很多不同的结果。我们如何能够在绩效预算与个人贡献之间建立良好的激励关系，并且让这个架构持续保持良好，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所以这是我着重思考的。我们要提高我们个人的绩效，个人的态度，对于公众利益的态度，这也是我们如何能够提高这个政策上或者机构的民主性。 大家早上好，我是任道彬，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同时从大家今天的演讲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来自首尔的国立大学，同时我对于大家今天早上的演讲还有中国同仁的讲话都很熟悉，但是我对印尼这边不是很了解。对于墨西哥这边的演讲很有意思，也可以说，为什么我说很有意思，因为我发现他们是把这个绩效预算写到了宪法当中的，这是比较少见的情况，我对此感到十分的惊讶。还有很多其他的改革中牵涉到很多角色，我对于你们的这种改革要表示恭喜。印度尼西亚的例子之所以很有意思，他们有来自国外的压力，比如金融危机，他们是从上至下的推动，也面临了很多推动过程当中的挑战，还有很多挑战，他们目前还没有解决。 中国的例子更有意思，因为中国的例子可以说是出现了预算方面的迫切需要。我不是做预算的，但是金钱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说绩效预算是如此的重要呢，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花钱的时候更轻松。如果政府要做绩效预算，如果没有绩效预算，他们就可以随意的花钱，那么就没有道德可言了。但是一旦把这项预算放到了政府的财政管理当中，就是能够抑制坏的行为、腐败行为，这就意味着我们绩效预算的最终目标其实是为了改变腐败的行为。 墨西哥的例子很有意思，因为他们想要打击腐败行为，如何改变，他们在财政框架、与财政相关的测量标准等方面都作出了相应改变。这种绩效预算可以说是一个关键，使得他们的政府能够变得更负责，短期的目标是绩效预算，但是长期目标是为了改变人们的行为，在财政上的行为。但对我而言，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以正确的方式思考政治，绩效预算最大的障碍是什么，预算当前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其实是需要最高领导人能够介入的，他们应该把金钱当做是自己赚的一样，比如说印尼就是这样，印尼从总统开始，从政客开始，他们就开始从最高的层面考虑如何使用钱，他们想把钱放在政治方面，更好的有效的使用它。他们觉得预算不仅是为全国的，而是通过使用这个公共的钱能够更好的实现他们政治上的雄心，所以说把绩效预算放到最高层面，让高层领导去了解它、尝试它是很重要的。这可以让最高层面的一些领导人，能够利用绩效预算，并促使他们更好地分配资源。 那么如果不提最高层领导人，到下层的话，比如说出现腐败情况，比如为自己的家人、朋友，把一些公用资金花到私人方面，我们如何动员这些人，让这些人把钱用在应该花的地方，而不是任意的腐败呢，在墨西哥的例子还有中国的例子里面，他们都很成功，因为有审计。但是我们如何把他们的绩效和改革和个人的贡献相互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也可能导致很多不同的结果。我们如何能够在绩效预算与个人贡献之间建立良好的激励关系，并且让这个架构持续保持良好，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所以这是我着重思考的。我们要提高我们个人的绩效，个人的态度，对于公众利益的态度，这也是我们如何能够提高这个政策上或者机构的民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