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点：
■ 长期以来，全球价值链被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发展中国家始终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深陷技术依赖和“低端锁定”困境，发达国家尽管掌握先进的高端技术，但其价值在这种畸形经济结构中也无法充分实现，这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根源。
■ 随着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期，一方面是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另一方面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重大机遇，世界主要经济体特别是新兴国家逐渐对既有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提出挑战，谋求在新时期国际分工中的有利地位，以及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全球价值链重构成为必然趋势。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促进全球价值链重构。从国内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是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但从经济全球化角度看，最终解决的将是世界经济的发展问题。
■ 全球价值链重构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机遇。在过去数十年里，国际分工格局和产业布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形成了新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
■ 我们抓住有利契机，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重构进程。与此同时，我们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增强了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结构性问题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也是制约全球经济增长动力释放的主要因素。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将其作为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是确保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也为解决全球性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当前，经济全球化面临新形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深度重构。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锻造新时代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一、全球价值链重构是世界经济结构性问题的集中表现
长期以来，全球价值链被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发展中国家始终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深陷技术依赖和“低端锁定”困境，发达国家尽管掌握先进的高端技术，但其价值在这种畸形经济结构中也无法充分实现，这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根源。随着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期，一方面是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另一方面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重大机遇，世界主要经济体特别是新兴国家逐渐对既有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提出挑战，谋求在新时期国际分工中的有利地位，以及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全球价值链重构成为必然趋势。
全球价值链重构是世界经济结构性问题的集中体现，也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经济全球化将进一步推动国际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推动国际分工细化和深化，使得传统的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业内分工，最终形成全球价值链分工。全球价值链重构，必将引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商品链的深刻变革，给世界经济增长、全球经贸治理和创造就业开辟新的空间。能否以及如何嵌入全球价值链，已成为一个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和内生动力。当前，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国家和地区数量越来越多，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模式日渐成为主导，全球价值链重构无疑对各个国家都意味着重大机遇与挑战。
世界主要国家的产业政策发生重大转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产业空洞化对发达国家经济的负面影响充分暴露，欧美等国家开始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逐步将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制造基地撤回本土。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国际分工体系，导致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与此同时，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通过科技创新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力图实现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向中高端环节的转变。而东盟国家则进一步扩大开放，积极承接包括从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加快融入全球价值链加工制造环节。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布局发生重大调整。跨国公司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通过吸纳和整合优势优质资源，对价值链各主要环节进行全球布局，实现了企业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融合。但近10年来，全球经济增长趋缓，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市场有所萎缩，跨国公司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亟须调整以往的全球化战略布局。一些跨国公司在进一步降低生产和运营成本的同时，重新在全球范围内探寻价值洼地，一方面使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更加注重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延伸，另一方面重新定位国际市场，调整其生产中心、研发中心和营销中心的全球布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全球价值链重构提供新契机。数字化背景下以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获得空前发展，并与垂直产业实现深度融合。德国“工业4.0”战略、美国工业互联网战略以及《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提出，预示着世界经济将迎来一场“新工业革命”，同时也将影响未来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及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方向。在“新工业革命”的时代背景下，新产业、新技术、新模式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而在人才、科技、设计、品牌、营销等方面的优势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也将日益凸显，为我们理解和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提供新思路。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谋求全球价值链重构主导权的重要抓手
一些人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国内经济形势提出的，与解决世界经济问题、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关系不大。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事实上，两者紧密相关、高度契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目标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内在动因都是结构性问题。全球价值链重构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机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解决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同时，其改革红利的外溢效应也是世界经济回暖最为重要的动力，并为全球经济从根本上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提供了新方法。
全球价值链重构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机遇。在过去数十年里，国际分工格局和产业布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形成了新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为更好应对这些新变化，我们抓住有利契机，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重构进程。与此同时，我们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增强了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一方面，我们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着力进行产业技术升级和贸易结构转型，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塑造经济和贸易强国的地位；另一方面，我们主动抓住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大好时机，强化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为有实力的企业更好“走出去”、加快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创造有利条件。在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过程中，我国的经济实力持续增长，经济话语权逐渐提升，为更好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当前，我们只有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利用这次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机会之窗，推动我国产业稳步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促进全球价值链重构。从国内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是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但从经济全球化角度看，最终解决的将是世界经济的发展问题。在产业层面上，我国面临价值链“高端封锁”和“低端锁定”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严格控制着技术研发和品牌营销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再加上制造业回流的影响，使我国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难度不断加大；另一方面，受制于海外跨国公司在价值链各环节的主导权，我国生产及出口产品被固定在价值链中低端，并且随着我国长期依赖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逐渐消失，某些传统制造业较之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已不具备成本优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我国把握全球价值链重构提供了有利契机。我们必须积极应对挑战，将产业、贸易、投资等领域的结构性调整作为全球产业格局调整的重要内容，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进程，以增强发展动能、提高发展效能。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第一大贸易国，我国经济有序平稳发展以及一系列改革政策的推行，对于世界经济而言都是举足轻重的，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得以深入实施，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加入进来。一系列重大项目落地，大量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在带动参与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经济的繁荣，并最终惠及全球。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一带一路”建设相辅相成，将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方法由国内延伸至海外，通过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形成互利共赢的全球区域经济布局和合作网络，有效促进了全球价值链重构。
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必须显著增强我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竞争优势，切实改变目前我国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的状况。这就要求我们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为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赢得更加广阔的空间。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积极应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与整合。在对外贸易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结合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技术、品牌和营销三大战略，提升外贸出口产品的质量，逐渐改变外贸低端供给局面，充分体现中国产品的创造性和高质量。同时，要推动外贸发展方式改革，实现贸易供需两端的平衡，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和边境贸易创新发展，支持培育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兴贸易业态和模式，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二是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有序推进服务贸易、外商投资领域的政策改革与突破。同时，要对阶段性经验成果进行定期考核和总结，将成功经验在国内其他地区进行推广，为全国服务贸易和外商投资总体发展规划及相关政策出台提供切实可行的经验支持。三是创新外贸管理政策，提升海关和边境管理部门的管理水平，切实促进贸易便利化。具体看，海关要继续推进“大通关”建设，适时建立“单一窗口”管理制度，简化贸易进出口手续，创新通关作业模式，加快电子通关建设，并加强与国际海关的合作。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国际投资管理体制创新，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决定了技术、管理、营销等高端生产要素流动的程度，也是我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参与和“被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手段。而“走出去”则是利用全球生产要素与自身优势要素相结合的方式“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不断提升外资质量。要继续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强化对外资投向的引导，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拓展引资渠道，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另一方面要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新体制，不断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效率以及国际化运营能力。通过逐步有序放开境外投资限制，简化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流程，健全对外直接投资保障体系等一系列改革创新，促进本土企业“走出去”，以整合和优化配置全球资源要素，在更高层次上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国际经济合作新模式，确保我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占得先机。首先，要利用好“一带一路”建设机遇，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加快我国产业在全球的布局，从而提高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其次，要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通过加强区域合作伙伴优势互补，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形成较为完整的价值链体系。最后，要充分利用世界经济贸易大国的地位，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努力成为国际经贸新规则的深度参与者和构建者，以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话语权，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时间：2018年01月31日 09:00:00
来源： 求是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执笔：陈 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