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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开局:宏观经济形势与宏观经济政策研讨会”在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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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京东集团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京东科技集团宏观经济与产业研究院共同承办的“‘十四五’开局:宏观经济形势与宏观经济政策研讨会”在线上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科技集团宏观经济与产业研究院院长沈建光等人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研究员主持。

  高培勇指出,2021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配置出现三大变化第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配置正在向常态化格局回归。第二,把企业的安全与发展问题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保企业、保市场主体,才能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才能保经济基本盘,从而促进“六稳”“六保”的实现。第三,统筹发展和安全越来越成为宏观经济政策配置的重要考量。进入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各种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风险与挑战,是一个需要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新阶段。而新发展格局不仅仅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国际国内双循环,背后深藏着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考量。因此,必须通过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李扬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21年的全球经济持乐观态度,但前提是:疫情得到控制、需要强有力的公共投资、各国央行持续提供流动性支持。世界经济形势好转有利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恢复,对于2021年的中国经济而言则意味着挑战与机遇并存。为应对挑战,中国在2021年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要全面落实“双循环”战略。总之,对中国经济增长应持谨慎乐观态度,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这是科学、冷静且留有余地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应高度关注债务风险,管控政府债务风险将是未来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之一。 

  沈建光从各国尤其是美国的刺激政策谈起,对中国经济的海外挑战进行了分析沈建光认为,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主要体现在中国成为美国商品的第一大进口国,而且中国对于美国的出口增长也非常强劲。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表示,碳中和对产业转型具有重要影响:碳中和会推动国际经贸谈判中达成高碳减排的标准;跨国公司在碳减排的约束下可能更愿意在碳减排要求高的经济体进行投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绿色低碳转型趋势会加快;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转型,将重塑各国产业竞争力和地缘政治格局;绿色贸易投资壁垒会增多,相关国家贸易投资的摩擦和争端可能会加剧。这些变化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需尽可能早地制定应对措施。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分析了“十四五”期间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及可能发生的深刻复杂变他认为,通过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来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未来一段时期的基调。从全球环境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影响广泛,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十四五”时期,中国和世界的互动也可能发生更大变化。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张威对“十四五”发展形势作了基本判断。她表示,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按下了“加速键”,这种变局体现在“东升西降”“南起北落”等方面,即我国所在的亚洲和发展中国家目前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发展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为落实“十四五”规划目标,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发挥国内大循环的主导作用,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洁介绍了乡村振兴与“十四五”农业农村发展的有关情况,包括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2021年与“十四五”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和“十四五”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和政策特点。她提出,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我国已经具备了在全国范围内更大力度、更加系统谋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条件。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农业农村工作重点正在向推进乡村振兴转变。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内在逻辑发生了变化,即经济数字化、金融化相互叠加,使得经济运行从实体状态转向虚拟状态。运用原有的货币和债务定义、运行特征和影响机制,解释和理解现在的问题有很大局限性。因此,要结合宏观环境的变化,重新思考财政、金融乃至宏观经济中的问题,尤其是预期和风险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对财政、金融形势作了分析判断第一,在外部冲击越来越大的背景下,中国金融业更加容易受到干扰,其脆弱性也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最终都会传导到我国市场。第二,隐性债务、企业信用债违约、房地产企业债务等债务风险问题日趋复杂,原因可能在于杠杆率过高。第三,受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的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质量问题暴露出来。在经济恢复过程中,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因此,要确保“十四五”时期经济安全,让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就应该正视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应对和化解这些风险。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十四五”开局之年的宏观经济形势较以往有所不同。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征途上,宏观经济政策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