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很高兴参加这样一个学术讨论会，首先对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成立所取得的成绩，对财经大学这几年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
我今天给大家报告的题目跟蔡院长谈的有重合的地方，我觉得蔡院长谈的非常好，他集中谈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我讲的可能要宽泛一些，大家知道我们的经济进入新常态，进入新常态就意味着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动力发生变化，原来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拉动中国经济30多年，增长速度接近10%，那么现在进入新常态意味着原来的动力出问题，刚才蔡院长提到，投资现在有些过多有些无效投资，出口是国际化环境的影响，最近几年我们侧重讲提高社会需求，那么消费需求大家知道在中国这几年经过几轮排浪式消费多样化，使消费需求很难短期形成需求，那么目前也出现这个问题，就是人们把消费需求转向国外，购买日本的马桶盖，购买其他消费品等等，这样一来我们消费理念受到抑制，提出供给侧来寻找问题，我觉得在需求竞争增长无须是供给和需求交叉并列，需求方出现问题从供给侧寻找，我非常赞同这样一个看法。供给侧主要由什么来决定，什么因素来控制，刚才那个人提出问题很重要，供给侧改变改哪些问题，供给侧相对需求侧，需求侧的投资消费出口，供给侧一些要素，土地、劳动、资本、科技，刚才蔡教授谈的是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要素的一个集中体现，那么这些全要素生产率出了什么问题，各种要素出了什么问题，这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往供给侧讲找原因找问题，具体表现是什么，我们现在还不是十分清楚，我看有一些论文，把这个供给侧问题描述的十分清楚，第一部分给大家描述一下，供给侧的问题表现，第二个部分谈一下怎么样克服这些问题。
供给侧问题我们可以用提出一个问题引起大家思考，那就是为什么在发达国家1%的增长速度人们就可以过得很好，而在中国不行，我们需要更高的速度，大家考虑这个问题，就可以明白，我们国家6%，发达国家1%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我们在经济增长中，供给侧存在的明显的缺陷和不足，这就是我们要注重的问题，要消除这些问题就需要中央经济提出来减成本增效益，具体问题有哪些表现，第一个我们国家经济增长质量还有待提高，同时增加值质量还要有待提高，体现物质财富的内容，科技含量是不同的，或者我们可以说，发达国家同样的经济可以服务更多的人口，或者服务同样人口更多的实践，这个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比值，我们国家和美国的比较，美国为1%，大家看，刚才蔡教授谈的在七几年，八几年我们才0.3%，到85年上升一些，到现在2010年大概是0.4%，这几年有所下降，这个是发展趋势，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质量，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经济匹配性不完整，一部分跟另外一部分匹配，我们国家往往因为产品的结构不合理，无法实现增长产品效益，一些产品多了一些产品少了，不能够充分使用我们库存就大量增加，这个是以工业企业的存货存在，我们没有找到别的指标，只用这样的指标代替一下。
第三个我们国家还属于资源消耗型结构，跟发达国家不一样，那些国家是轻结构，很多技术在脑子里，在我们国家不行，我们国家这里用一个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我们现在是在40%到50%，不到50%，但是服务业并不完全反映我讲的问题，但是只能用这样的指标大致反映一下，一个重经济结构在产业转型过程当中，这个物质生产力无法转移。
第四个我们国家在去年生产过程当中，破坏性的伴生现象不少，有这样一些表现，就像产品质量一样，像我们公路、高速路、产房、住房，盖了又拆，拆了又盖，最近几年这种现象很普遍，有统计资料现实我们因拆除房子浪费4000亿，天津最近这些年是好多了，但是前若干年大家都知道地下管网是扒和埋，埋和扒，全国各地都有这种现象，还有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是典型的一种破坏性的现象，环境污染造成的效应等等，在2004年、2012年一万多亿，大概是这样一个数据，这里面有一些具体内容不说了。在过去生产GDP的过程当中，产能破坏性研究都需要新的GDP进行补偿，今年补偿去年破坏，这就是过大的补偿性。
第五个我们选择性还是比较小，增长基数，我们人均GDP是6000多美元，美国是1000多美元，表现出这样一些问题，这是与我们国家处在发展中国家这个阶段有关，我们还处在发展中阶段我们产品质量，我们匹配结构性较大，补偿性较多，选择性较小，基数小等等都是存在的，但是要克服这些问题，就是逐渐向发达水平靠拢，一旦达到了发达经济水平，这些问题就自然消除了，到了那个水平我们国家也可以承担像美国这样国家，每年1%、2%的增长，那时候我们的增加一块钱就是一块钱，增加10亿就是10亿，是实实在在的10个亿。
第二，我们要克服这些问题怎么办，从哪里来解决呢，我觉得克服供给侧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很复杂的方案，不像需求侧那么简，从总体而言，我们还要保持需求侧的拉动，出口消费没有问题，影响供给侧的各个要素激发，就要采取改革的措施，这就是刚才那个同学提出的问题，我们具体改什么，为什么要改呢，因为土地、劳动、资本、科技等等这些要素本身的活力潜力的激发，只有靠改革才能完成，土地的供给涉及到农民利益以及房地产，养老体制能力改革，资本积累与资本市场金融改革相关，科技与科技教育、创新体制相关，这样看来供给侧的问题主要靠改革来解决，但是如此之多的改革，千头万绪，有没有一个可以纲举目张，在这里我想向白教授等等，他们对投资看到过去投资问题，实际上我可以简单说，我认为主要看到无效投资的增加，那么我这里强调的资本，实际上是指有效投资形成的，在供给侧土地的有效供给，人力资本提升都离不开资本积累，资本积累靠有效投资，投资无效、投资浪费、投资过多，我近几年在天津市工作，有很深的体会，我们要指出具体的可操作的方向，具体的可操作方向所有这方面的改革，所有这方面推进，离开了投资，离开了有效投资都是无从谈起，所以与投资相关联，供给侧的问题还是通过与需求侧相结合，相联动才能够解决，因为投资短期拉动需求，但是投资之后资本的积累和生产率的提高是我们的着重点，供给侧的掌握点在这个地方，我们的思路是体现在这个地方，是看到生产能力生产量的增长，所以通过投资体制改革，增加有效投资量，供给侧的问题就可以解决。这里面要特别给大家说明一点，我想白教授和其他几位教授也知道，通过体制改革所引进的投资，与通过货币刺激增加的投资是不同，这恰巧就是一个是供给侧一个是需求侧，投资拉动需求拉动增长，是典型的需求，需求侧。我们这里主张通过改革促进投资增长，没有改变现有需求，是现有投资资源的结构优化是促进供给侧潜在生产能力的需求，我们供给侧上升问题，我们解决所有上升问题减库存降能耗，必然要有新的投资。这些劳动力资源、技术进步的投资，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些问题。怎么样改革推动有效投资增加，第一加速企业体制改革，推动拉动调整，所以现在我们要改革国有企业体制，使它利润导向，需求导向，我这里举几个例子，现在煤炭、水泥其他建材等等，利润都下降了，这就很重要的，所以有这个导向就可以去产能，去僵尸企业。增加投资主体。增加每个月几万家企业，这就为增加投资主体，有效投资主体，能够寻找到新的投资方向的主体。
第三税收体制改革，第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草根金融。我们大公司，我们的证券公司、证券市场都学习发达国家高精尖的东西，我们的资本市场我们的只有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我们有股权交易所，我们的民间银行、民间借贷没有缕顺，应该发展草根金融，为我们高大上的金融体制提供扎实的基础。第六加快教育科技体制改革，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补偿性全要素生产率。第七是土地制度改革，加速城镇化的跟商品房销售有关，基本是与这些相关。第八为地方政府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30多年经济增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地方政府按照中央路线，在兢兢业业的工作，最贴近市场、最贴近企业、自主创新的一层政府，我们目前经营的困境，应当通过制度化的改革，要大胆进行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推动企业从基层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科技进步，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侧的问题，这样一来我相信2020年我们的任务振兴中华以及其他目标，全面小康社会都能够实现，好，谢谢大家！
我今天给大家报告的题目跟蔡院长谈的有重合的地方，我觉得蔡院长谈的非常好，他集中谈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我讲的可能要宽泛一些，大家知道我们的经济进入新常态，进入新常态就意味着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动力发生变化，原来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拉动中国经济30多年，增长速度接近10%，那么现在进入新常态意味着原来的动力出问题，刚才蔡院长提到，投资现在有些过多有些无效投资，出口是国际化环境的影响，最近几年我们侧重讲提高社会需求，那么消费需求大家知道在中国这几年经过几轮排浪式消费多样化，使消费需求很难短期形成需求，那么目前也出现这个问题，就是人们把消费需求转向国外，购买日本的马桶盖，购买其他消费品等等，这样一来我们消费理念受到抑制，提出供给侧来寻找问题，我觉得在需求竞争增长无须是供给和需求交叉并列，需求方出现问题从供给侧寻找，我非常赞同这样一个看法。供给侧主要由什么来决定，什么因素来控制，刚才那个人提出问题很重要，供给侧改变改哪些问题，供给侧相对需求侧，需求侧的投资消费出口，供给侧一些要素，土地、劳动、资本、科技，刚才蔡教授谈的是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要素的一个集中体现，那么这些全要素生产率出了什么问题，各种要素出了什么问题，这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往供给侧讲找原因找问题，具体表现是什么，我们现在还不是十分清楚，我看有一些论文，把这个供给侧问题描述的十分清楚，第一部分给大家描述一下，供给侧的问题表现，第二个部分谈一下怎么样克服这些问题。
供给侧问题我们可以用提出一个问题引起大家思考，那就是为什么在发达国家1%的增长速度人们就可以过得很好，而在中国不行，我们需要更高的速度，大家考虑这个问题，就可以明白，我们国家6%，发达国家1%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我们在经济增长中，供给侧存在的明显的缺陷和不足，这就是我们要注重的问题，要消除这些问题就需要中央经济提出来减成本增效益，具体问题有哪些表现，第一个我们国家经济增长质量还有待提高，同时增加值质量还要有待提高，体现物质财富的内容，科技含量是不同的，或者我们可以说，发达国家同样的经济可以服务更多的人口，或者服务同样人口更多的实践，这个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比值，我们国家和美国的比较，美国为1%，大家看，刚才蔡教授谈的在七几年，八几年我们才0.3%，到85年上升一些，到现在2010年大概是0.4%，这几年有所下降，这个是发展趋势，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质量，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经济匹配性不完整，一部分跟另外一部分匹配，我们国家往往因为产品的结构不合理，无法实现增长产品效益，一些产品多了一些产品少了，不能够充分使用我们库存就大量增加，这个是以工业企业的存货存在，我们没有找到别的指标，只用这样的指标代替一下。
第三个我们国家还属于资源消耗型结构，跟发达国家不一样，那些国家是轻结构，很多技术在脑子里，在我们国家不行，我们国家这里用一个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我们现在是在40%到50%，不到50%，但是服务业并不完全反映我讲的问题，但是只能用这样的指标大致反映一下，一个重经济结构在产业转型过程当中，这个物质生产力无法转移。
第四个我们国家在去年生产过程当中，破坏性的伴生现象不少，有这样一些表现，就像产品质量一样，像我们公路、高速路、产房、住房，盖了又拆，拆了又盖，最近几年这种现象很普遍，有统计资料现实我们因拆除房子浪费4000亿，天津最近这些年是好多了，但是前若干年大家都知道地下管网是扒和埋，埋和扒，全国各地都有这种现象，还有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是典型的一种破坏性的现象，环境污染造成的效应等等，在2004年、2012年一万多亿，大概是这样一个数据，这里面有一些具体内容不说了。在过去生产GDP的过程当中，产能破坏性研究都需要新的GDP进行补偿，今年补偿去年破坏，这就是过大的补偿性。
第五个我们选择性还是比较小，增长基数，我们人均GDP是6000多美元，美国是1000多美元，表现出这样一些问题，这是与我们国家处在发展中国家这个阶段有关，我们还处在发展中阶段我们产品质量，我们匹配结构性较大，补偿性较多，选择性较小，基数小等等都是存在的，但是要克服这些问题，就是逐渐向发达水平靠拢，一旦达到了发达经济水平，这些问题就自然消除了，到了那个水平我们国家也可以承担像美国这样国家，每年1%、2%的增长，那时候我们的增加一块钱就是一块钱，增加10亿就是10亿，是实实在在的10个亿。
第二，我们要克服这些问题怎么办，从哪里来解决呢，我觉得克服供给侧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很复杂的方案，不像需求侧那么简，从总体而言，我们还要保持需求侧的拉动，出口消费没有问题，影响供给侧的各个要素激发，就要采取改革的措施，这就是刚才那个同学提出的问题，我们具体改什么，为什么要改呢，因为土地、劳动、资本、科技等等这些要素本身的活力潜力的激发，只有靠改革才能完成，土地的供给涉及到农民利益以及房地产，养老体制能力改革，资本积累与资本市场金融改革相关，科技与科技教育、创新体制相关，这样看来供给侧的问题主要靠改革来解决，但是如此之多的改革，千头万绪，有没有一个可以纲举目张，在这里我想向白教授等等，他们对投资看到过去投资问题，实际上我可以简单说，我认为主要看到无效投资的增加，那么我这里强调的资本，实际上是指有效投资形成的，在供给侧土地的有效供给，人力资本提升都离不开资本积累，资本积累靠有效投资，投资无效、投资浪费、投资过多，我近几年在天津市工作，有很深的体会，我们要指出具体的可操作的方向，具体的可操作方向所有这方面的改革，所有这方面推进，离开了投资，离开了有效投资都是无从谈起，所以与投资相关联，供给侧的问题还是通过与需求侧相结合，相联动才能够解决，因为投资短期拉动需求，但是投资之后资本的积累和生产率的提高是我们的着重点，供给侧的掌握点在这个地方，我们的思路是体现在这个地方，是看到生产能力生产量的增长，所以通过投资体制改革，增加有效投资量，供给侧的问题就可以解决。这里面要特别给大家说明一点，我想白教授和其他几位教授也知道，通过体制改革所引进的投资，与通过货币刺激增加的投资是不同，这恰巧就是一个是供给侧一个是需求侧，投资拉动需求拉动增长，是典型的需求，需求侧。我们这里主张通过改革促进投资增长，没有改变现有需求，是现有投资资源的结构优化是促进供给侧潜在生产能力的需求，我们供给侧上升问题，我们解决所有上升问题减库存降能耗，必然要有新的投资。这些劳动力资源、技术进步的投资，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些问题。怎么样改革推动有效投资增加，第一加速企业体制改革，推动拉动调整，所以现在我们要改革国有企业体制，使它利润导向，需求导向，我这里举几个例子，现在煤炭、水泥其他建材等等，利润都下降了，这就很重要的，所以有这个导向就可以去产能，去僵尸企业。增加投资主体。增加每个月几万家企业，这就为增加投资主体，有效投资主体，能够寻找到新的投资方向的主体。
第三税收体制改革，第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草根金融。我们大公司，我们的证券公司、证券市场都学习发达国家高精尖的东西，我们的资本市场我们的只有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我们有股权交易所，我们的民间银行、民间借贷没有缕顺，应该发展草根金融，为我们高大上的金融体制提供扎实的基础。第六加快教育科技体制改革，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补偿性全要素生产率。第七是土地制度改革，加速城镇化的跟商品房销售有关，基本是与这些相关。第八为地方政府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30多年经济增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地方政府按照中央路线，在兢兢业业的工作，最贴近市场、最贴近企业、自主创新的一层政府，我们目前经营的困境，应当通过制度化的改革，要大胆进行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推动企业从基层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科技进步，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侧的问题，这样一来我相信2020年我们的任务振兴中华以及其他目标，全面小康社会都能够实现，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