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雪原：“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口老龄化视角

    　摘要：未来一二十年，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将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考验。由于过去30多年来中国出生率持续快速下降，因而人口老龄化具有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时间和空间分布不平衡等特点。兴利除弊地驾驭老龄化，对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既要充分利用未来十多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黄金时代”后期提供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加快发展；又要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应对刘易斯拐点到来后劳动力短缺、工资率上涨的挑战；还要未雨绸缪，合理借鉴国际经验，研究养老金逼近“警戒线”、劳动年龄人口相对高龄化、边际投资效益下降等破解之法，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人口老龄化，黄金时代，人口亏损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上空笼罩着“中等收入陷阱”的阴影。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同类型国家发展的历史，只有日本、韩国等少数国家得以超越，并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加勒比地区和亚洲的大批发展中国家，均程度不同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其中挣扎着发展。2011年，中国人均GDP达到5557美元，刚刚跨进中高收入门槛，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这种考验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然而立足于人口基本国情，中国能否科学地应对21世纪人口老龄化挑战，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作出进一步阐发。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

　　迄今为止，在人类生活的400多万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过许多“发展陷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的“发展陷阱”主要有：“贫困陷阱”——多数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人口陷阱”——与人口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相伴，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城市化陷阱”——一些国家尤其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国家，以超大城市畸形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拖住了国民经济前进的后腿；“生态陷阱”——传统工业化造成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加剧，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以及更具有综合性质、在当前颇具现实意义的“中等收入陷阱”。

　　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以下简称“中收陷阱”）命题。该命题的提出缘于亚洲以及拉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现象。除了日本、韩国等少数国家之外，在亚洲以及拉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出现了在人均GDP走出1000美元“贫困陷阱”以后很快达到3000美元以上、此后却长期徘徊在3000-5000美元之间的现象。这种现象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因此，这种人均GDP为5000美元左右经济发展的相对停滞阶段，被称之为“中收陷阱”。对于这一命题进行分析，关键要弄清两个基本问题。

　　1.为什么亚洲以及拉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走出人均GDP1000美元“贫困陷阱”以后，经济得以迅速“起飞”

　　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具体情况，可从国际背景和国内发展动力两方面作出阐释。就国际背景而言，一是有一个相对和平、稳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局部的摩擦和战争从未间断过，但这些均为局部战争，规模有限，介入的国家不是很多，所产生的影响有限，除少数直接参战国外，其余国家未曾受到多少影响。战争具有打打停停、打谈交替进行的特点，没有分出最后的赢家与输家，没有战争赔偿等后遗症，经济直接伤害不大。二是各国竞相推出刺激经济发展的改革。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国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纷纷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生产力。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不断寻求改革，既有统一货币、经济联系紧密的欧共体诞生，也有松散型但经贸往来享有更多互惠的东盟的出现，更多的则是国家内部在经济体制、管理、财政、税收、货币等的改革，适应了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发展需要。三是人口转变带来的经济效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二十年间，人类迎来了全球性的一次生育高潮（babyboom）。战后至1965年，世界人口出生率保持在35%。以上，发达国家在20‰以上，发展中国家在40%。以上。如此，0-14岁少年人口经历20多年的迅猛增长后转而呈下降趋势，由此奠定了自1960年代后期以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持续上升、老年和少年人口之和占比呈持续下降的走势，构筑了一段长达40年左右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应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或“人口视窗”，成为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不过“黄金时代”到来的迟早和“盈利”、“红利”的高低，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有着很大差别。即使同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不同国家之间也有很大差别，要作具体分析。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是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就国内发展动力而言，最值得重视的一条，走的都是传统工业化的道路。或从轻纺工业起步，或以重化工业开端，大都沿着资源消耗型与劳动密集型相结合的路子发展下来。这样的传统工业化，像轻工、纺织、采矿、冶炼、钢铁、机械、水泥、石化、造船、建筑业等，技术和工艺已经比较成熟，主要生产流程各国均比较熟悉，其发展只需具备一定的资源、劳动力和资金。资源和劳动力是发展中国家的强项，而资金可以通过税收、发行债券等手段取得，还可以寻求外援和借贷。于是，在20世纪下半叶，许多发展中国家城乡点火，处处冒烟，出现传统工业极其壮观的发展场面，以比较快的速度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

　　2.亚洲以及拉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为何又陷入停滞状态

　　虽然各国情况不尽相同，但是仍然有着某些共同性的东西可循。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跟不上科技进步、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步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社会发生了包括电子计算机、新能源、新材料、激光、宇航、海洋、生物工程等新的技术革命，当前又进展到以生命科学为主导学科的新阶段。与新技术革命相伴的，是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新兴产业成为引领新一代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作为这次新技术革命前导的微电子技术和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成为主导发展的潮流。毫无疑问，发达国家处于引领地位，发展中国家受到某种排挤，难以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改造和武装工农业物质生产部门、服务业非物质生产部门、劳动和管理等部门，从而使劳动生产率、社会工作效率和效益的全面提高受到限制，产业结构不能迅速调整到以高端产业为主上来，经济运行不能有效转变到低耗高效轨道上来，经济发展方式长期得不到根本性转变，只能停留在承接传统产业转移为主的发展模式。这在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全球性市场加速形成、资本在国际间流动速度加快以及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合作体系加速扩张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市场难度加大，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常常被置于附属地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2）社会矛盾集中爆发。脱离“低收入陷阱”后的经济起飞，虽然事实上高收入与低收入、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是因为经济在不断发展，居民收入总体上在稳步提高，低收入者大都采取忍受的态度。一些国家还通过若干改革措施，缩小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不同阶层和阶级之间的矛盾，没有爆发剧烈的社会冲突，社会秩序基本保持稳定。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社会资源占有不公和收入差距扩大累加到严峻程度，引发矛盾集中爆发，出现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两极分化加剧、过度城市化负面影响显现、失业率屡创新高、社会公共服务缺失、抑制腐败失效、社会秩序混乱、财政金融体制机制难以维系等，最终止住了经济“起飞”阶段快速发展的步伐。

　　（3）畸形发展的城市化。落入“中收陷阱”的国家，大都首先陷入以大城市畸形发展为主要特征的过度城市化。这种城市化以拉丁美洲国家最为典型，又称城市化“拉美陷阱”。其基本特征可用三个“畸形并存”来概括：一为畸形先进与畸形落后并存。一方面，这些大都市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产业、高档的住宅和相应的现代化设施。另一方面，这些大都市还存在着原始手工作坊式的生产、缺少最基本公共设施的贫民居住区、被边缘化到城乡结合部的大量贫民窟。二为畸形富裕与畸形贫困并存。大企业家、银行家、高级职员等收入丰厚，可谓腰缠万贯，而生活在贫民窟内的居民，几乎是一贫如洗，相当多的贫民不得不以乞讨为生。三为畸形文明与畸形愚昧并存。教育、卫生、文化等资源被少数富人占有，他们的现代文明与发达国家没有什么两样，而穷人却与这些资源无缘，享受不到现代文明生活。目前占总人口10%的富人占有总收入的70%以上，贫困人口占到总人口的40%左右，其中60%以上居住在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中。这就形成了如下状况：城市中存在大量无业和失业人口，城市失业率超过10%；社会冲突加剧，治安等社会问题成为影响政局稳定的重要因素；政府财政拮据，城市治理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外援助，造成国家债台高筑；城市公共设施严重不足，交通运输和水、煤气等的供给紧张，环境污染加剧；城区地价大幅度上涨，失业人口和流入的农民纷纷向郊外转移，逐渐形成大面积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贫民区，与现代化的城市中心区形成鲜明的对照。拉美国家人口城市化的畸形发展，不仅没有给城市的健康发展注入活力，也没有给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生机，反而成为国家财政的累赘，城乡经济发展的绊脚石，跌入“中收陷阱”的铺路石。

　　（4）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体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其成因是出生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然而“下降”和“延长”并不同步。一般情况下，老龄化前期“下降”快于“延长”，老龄化后期“下降”慢于“延长”。“下降”与“延长”的这一时间差，决定着老龄化前期经历一段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提供相应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也决定着老龄化后期则转变为“人口亏损”、“人口负债”，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可以用“机遇与挑战并存”来概括。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走出“中收陷阱”既要及时把握“黄金时代”的机遇，也要有效应对“人口亏损”的挑战。本文以下结合中国实际和国际经验，重点对这两个方面作出分析。

　　把握“黄金时代”机遇期

　　老龄化前期出生率下降快于预期寿命延长，意味着0-14岁少年人口占比下降快于6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升高，导致老少从属年龄人口或被抚养人口之和占总体人口比例下降，15-59岁或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升高。前已叙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社会先是经历一段全球性的生育高潮，人口年龄结构出现年轻化趋势。进入1960年代，发达国家出生率出现下降趋势，并且这一趋势一直延续下来。进入1970年代，发展中国家出生率开始下降，这一趋势也一直延续下来，只是下降的速度比较缓慢，一些国家还出现过反复。出生率变动的这一走势，决定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占比的变动（见图1、图2和图3）。

　　图1、图2、图3表明，从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来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均呈持续增长趋势，只是在增长的幅度上发展中国家要高出发达国家许多。然而受战后生育高潮期间出生率较高的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呈下降趋势，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以来受出生率持续下降的影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呈上升趋势，总体上呈“亚U型曲线”走势。所谓“亚U型曲线”，是指同标准U型曲线比较有某些修正，即U型曲线左边下降幅度较小，u型曲线右边上升幅度较大，呈“V”状而非标准u型。与此相对应的是从属年龄比（dependency ratio，0～14+65+/15～64），呈倒U型曲线走势（见表1）。

　　表1显示，世界和发展中国家从属比以1970年前后为最高，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出生率下降始于1970年代。发达国家生育高潮结束较早，1960年前后即迎来从属比峰值，此后则出现逐步降低走势。换句话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一段生育高潮，曾使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经历20多年、发达国家经历10多年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少年和老年被抚养人口占比升高的时期，这一时期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少年和老年被抚养人口占比升高的状况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这一时期过后，便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持续上升，从属年龄比持续下降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的贡献在于：一是提供比较充裕的劳动力，满足经济“起飞”对劳动力的需求，并使活劳动成本变得廉价，有利于商品竞争力的提升。二是少年和老年人口之和占比下降，社会总抚养比经历长达40年左右下降的最佳时期，提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众所周知，战后日本、韩国经济遭到很大破坏，恢复起来困难很多。然而它们却迅速发展起来并步入高收入国家，其成功经验之一，就是紧紧抓住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充分利用这一时代带来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加快发展。无独有偶，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变动走过的轨迹也与日、韩两国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见图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