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环境新变化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又出现了新情况，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呈现出比社会预期更为明显的放缓。
首先，从GDP季度同比增长率来看。在成功应对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2010年第一季度我国GDP增长率回升到高峰，为11.9%。随后，逐步下滑。在2010年第三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间，曾有6个季度GDP增长率回稳在9%左右。但进入2012年后，又进一步回落，第一季度降为8.1%，第二季度跌破8%，降到7.6%(上半年为7.8%)，第三季度又降为7.4%，这是自2009年第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率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回升以来，14个季度中的最低增幅。
其次，从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同比增长率来看。在成功应对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2010年1至2月份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回升到高峰，为20.7%。随后，逐步下滑。在2010年6月至2011年12月间，曾有19个月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回稳在13%左右。但进入2012年后，又进一步回落，4月至9月连续6个月跌破10%，9月为9.1%，这是自2009年5月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回升以来的较低增幅。
再者，从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来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月同比累计名义增长率，在应对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2009年6月上升到高峰，为33.6%。至2009年12月，一直保持在30%略高。随后，从2010年2月至2011年12月，两年内，比较平稳降到23%至26%左右。2012年以来，各月进一步降到20%左右。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月同比累计名义增长率，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2010年5月达到38.2%的高峰。随后下滑至2012年9月，降到15.7%的低位。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的进一步回落是由多方面原因交织在一起造成的。有外部原因，国际上外需低迷，出口不振，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发酵。有国内原因，我国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结果，主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结构调整的结果；也有要素供给(资源、环境、劳动力等)约束强化，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原因。这里，我们就当前与未来中期(2013至2017年5年左右)我国经济走势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前景展望与对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近两位数高速增长，现在进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的新阶段。准确计算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社科院经济所课题组曾根据我国1978年至2009年GDP增长指数，利用HP趋势滤波法，计算得出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计算表明，改革开放30多年中，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大体处于8%至12%的区间内，即上限为12%，下限为8%。现在研究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问题时，其上下限是否都要同时下移呢？
从我国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其上下限的下移可以不对称。在最近5年内，在宏观调控的实际把握中，可以首先将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上限下移2至3个百分点，即其上限由12%降到10%以内，把握在9%左右为宜，而其下限8%则可暂时不动。
为什么首先要把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上限降下来呢？这是因为过去我国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速往往容易过高。因为经济增长速度过高、过急、过快的“大起”，也会很快产生“四高”问题，即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高通胀，很快造成对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各种均衡关系的破坏，造成经济结构的恶化，由此导致随后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大落”。经济增速过高，会造成宏观经济效率损失。
为什么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限8%可以暂时不动呢？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已难以持续，但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看，在现实经济运行中，经济增长率如果低于8%，经济运行也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其一，经济增速偏低，会影响企业的宏观经营环境。较低的经济增速，从需求面反映出市场需求疲软，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和销售，使生产能力和各种资源不能被充分利用，企业利润下滑，设备投资下降，并进而影响就业的扩大。其二，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财政收入若大幅下降，则需要财政支持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障的扩大，都会遇到困难。其三，会给居民收入增长和人民生活带来困难。经济发展和增长是提高与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其四，市场上容易产生悲观预期，不利于市场信心的稳定。所以，经济增速偏低，会恶化经济结构，也会造成宏观经济效率损失。
实践表明，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速太高，高出10%，会恶化经济结构，造成宏观经济效率损失，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增速偏低，低于8%，也会恶化经济结构，造成宏观经济效率损失，也不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此，应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速。
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是一个大幅度的突变过程，还是一个可以逐步渐进的过程？有学者提出，从国际经验看，二战后成功追赶型国家在高速增长期之后，经济增长率下台阶时，都是大幅下降约30%至40%。我国将在2015年左右，潜在经济增长率由过去10%的高速降到6%至7%的中速，降幅亦为30%至40%，下一个较大台阶。然而，我们仔细研究国际经验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因其地域大小不同、人口多少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国内外环境条件不同等，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可表现为3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有的国家表现为突变过程。如日本，二战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增长率由原来的年均9%以上，降为4%左右。
第二种情况：有的国家则表现为相对平稳的渐进过程。如韩国，经济增长率由20世纪60至70年代的年均9%左右，降到20世纪80至90年代中期的8%左右，再降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4%左右。
第三种情况：有的国家，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后，在一定时期随着科技发展等因素的推动，还可能重新上移。如美国，20世纪90年代由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上移。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社会各方面(政府、企业、居民个人等)都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如果经济增长率过快、过急地下落，有可能引起经济和社会的震荡。为了避免引起大的震荡，宏观调控应力求使经济增长率的下移成为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也就是使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平滑化。从我国国情出发，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国内需求的回旋余地较大，工业化、城镇化的纵深发展有一个逐步推移的过程，人口红利的下降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应该说，我们有条件使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移平滑化。特别是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这就为我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保持一定较快增长提供了较大空间。以各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差异来看，2011年，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以人均GDP水平，可以分为以下4类地区：
第一类地区：人均GDP超过12400美元，有3个地区，天津、上海、北京，全都为东部地区。
第二类地区：人均GDP近6000美元(也就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432美元)至9500美元，有8个地区，主要是东部地区6个(江苏、浙江、辽宁、广东、山东、福建)，西部地区1个(内蒙古)，中部地区1个(吉林)。
第三类地区：人均GDP在4000美元至5300美元，有14个地区，主要是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6个(湖北、黑龙江、山西、湖南、河南、江西)，西部地区6个(重庆、陕西、宁夏、新疆、青海、四川)，还有东部地区2个(河北、海南)。
第四类地区：人均GDP不足4000美元，有6个地区，除中部地区1个(安徽)之外，主要是西部地区5个(广西、西藏、甘肃、云南、贵州)。
按照世界银行2011年对不同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分组标准，12476美元及以上为高收入经济体，4036至12475美元为上中等经济体，1026至4035美元为下中等经济体，1025美元及以下为低收入经济体。大体参照这个标准，我国上述第一类地区已接近或基本达到高收入水平，第二类和第三类地区大体处于上中等水平，第四类地区大体处于下中等水平。我国东部沿海的一些地区(以上第一类地区和第二类部分地区)，随着其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速已逐步下降，而中西部地区(主要是以上第三、四类地区)，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空间还很大，经济发展还处于较快增长阶段。全国总体上看，虽然潜在经济增长率要下降，但未来发展的空间还很大，这有利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的平滑化。
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经济增速的波动态势将会怎样？是不是经济增速一年比一年低？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过程中，就年度经济增长率来说，并不一定是直线下落的，年度间仍会有高低起伏波动。在未来一个时期内(5年至10年左右)，鉴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鉴于我国长期以来宏观调控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该力求使我国经济波动走出一种锯齿形缓升缓降的新轨迹，即一两年微幅回升、一两年微幅回落、又一两年微幅回升，使经济在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适度区间内保持较长时间的平稳运行和轻微的上下起伏波动，这既不是简单的大落又大起的“V”形或“U”形轨迹，也不是大落之后很长时间内恢复不起来的“L”形轨迹。具体说，在我国GDP增长率2010年为10.4%后，2011年回落到9.3%，2012年预计进一步回落至7.8%左右，而2013年有可能比2012年略高，小幅回升至8.2%左右。如果2013年回升力度适度而不过高，那么，2014年仍有可能继续小幅上升。
之所以预计2013年GDP增长率有可能比2012年略高，是从中期内经济波动、物价变动与宏观调控三者之间相互关系出发得出的分析。近几年来，这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也通过宏观调控侧重点变化的“四部曲”反映出来，即由“双防”到“保增长”，再到“稳物价”，又到“稳增长”。
“双防”。2007年，我国经济运行偏快，GDP增长率高达14.2%，物价开始逐月攀升，由2007年1月2.2%，一路攀升到12月6.5%和2008年2月8.7%的高峰。在这种形势下，2007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双防”，即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在“双防”任务下，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而稳健的货币政策则转向较为严厉的从紧的货币政策。
“保增长”。随着上述宏观调控政策的趋紧，加上2008年9月袭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工业生产迅速下滑，由2008年3月17.8%猛降到2009年1至2月3.8%的低谷(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同比增长率1至2月累计计算，下同)。与此同时，物价迅速下降，由2008年2月8.7%的高峰降到2009年2月1.6%。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迅速扭转经济增速明显下滑趋势，宏观调控的侧重点转向“保增长”。宏观调控两大政策都转换方向。财政政策由“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
“稳物价”。2009年货币信贷超常增长和经济迅速回升，滞后反应是2010年物价开始新一轮逐月攀升，连续破三、破四、破五，到2010年11月攀升至5.1%的新高。在此背景下，201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财政政策继续保持“积极”，而货币政策转为“稳健”。在“稳物价”的努力下，2011年7月物价涨幅攀升到6.5%的峰值后，又逐月回落下来。伴随物价涨幅的回落，经济增速亦在回落。
“稳增长”。在货币信贷趋紧的形势下，进入2012年，物价涨幅继续回落，加上外需不振，经济增速超预期进一步回落。2012年5月，提出宏观调控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一系列相关措施出台，扩大内需，促进消费，鼓励投资，推进“十二五”规划项目的实施，结构性减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等。如果国内外经济环境不发生重大的意外冲击，2012年第三季度工业生产和GDP增长率可筑底，第四季度有望进入小幅回升通道，2013年经济增速有望略高于今年。
作者：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 刘树成
来源： 《经济日报》
时间：2012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