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按照现行统计框架和口径，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商贸流通服务业是专门从事商品流通活动的行业。但公众不了解的是，在现行国家统计口径之外，第一、第二产业还存在众多生产企业、经济组织自行设置的同样专业化的采购、分销和物流机构，拥有巨额的人财物资源。究其社会分工的性质，也应视为商贸流通服务业，但目前还大都疏于识别、统计与核算，并致使大量商品流通活动难以进入现行政策设计的视野。我国商品流通已具有庞大规模。最新统计显示，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47.2万亿元。与此相对应，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8.4万亿元，生产资料销售总额超过40万亿元，全年社会物流总额达到160万亿元，在商品流通领域的从业人员达1.2亿人之多。这些数据还将以10%以上的年增长率不断刷新。探寻这些天文数字背后的含义和趋势，是我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本报告的主攻方向。
我们发现，长期以来对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的评价不够完整准确，主要表现是偏重于直接影响力(因为比较直观)，而低估了其间接影响力（因为比较隐蔽）。以往的研究和实践中注重测算商贸流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如增加值、直接就业、提供利税等等，其间接贡献（外溢效应）却没有真实完整体现在统计数字之中，从而大大低估了商贸流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和总体贡献。这个研究思路和新的发现，对重新认识现代服务业可能具有普遍意义。商贸流通业影响力，特别是间接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节约社会成本及吸收转移劳动力乘数效应等方面。
我国制造业的矛盾和问题最为突出，而商贸流通服务业对制造业影响力日益增强的趋势也最为明显。第一，流通业影响力可以缓解制造业产能过剩。第二，流通业影响力可以优化制造业区域分工。第三，流通业影响力可以促使制造业节能降耗。第四，流通业影响力可以提升制造业国际地位。第五，流通业影响力可以强化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关注商贸流通服务影响力不断增强趋势，特别是其间接影响力贡献增强的趋势，具有极强的政策含义和战略性启示。以往只是看到了商贸流通领域充分竞争的一面，片面强调其市场性，而忽视了其间接影响力公益性贡献的另一面，因而对商贸流通服务业的财政支持“多有亏欠”。为使这种功能得到可持续发挥，应当合乎逻辑地将充分发挥其间接影响力纳入公共财政支持范畴，以使得这种外溢效应得到适当、合理的补偿，使得这种服务能够延绵不断地为社会造福（举一反三，合理解决这一问题对各种服务业领域都具有普遍意义）。
除了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日益增强这一基础性的新趋势之外，还存在新世纪“经济节奏较量加剧”的新趋势；互联网技术电子商务呈井喷式发展的新趋势；商品生产采购销售与提供服务相互融合的新趋势；供应链向金融与商贸融合主导型转变的新趋势；商品流通成本绝对上升和相对上升的新趋势；等等。
其中，动态化的“新财富观”最具有战略启示。按照这种新财富观，就不仅要看我国每年生产了多少物质产品，更要看这些已经被生产出来的产品中有多少是真正处于实际发挥效能的状态，即看“有效产品率”的高低。社会财富存量既定以后，货畅其流，消灭耽搁迟滞、库存积压和断档脱销，努力使所有经济环节和领域趋近于“流畅平滑”、最为经济合理的有效状态，就是社会财富实际效用和总福利的真实增长，就意味着社会生产效率提高和人民生活得到实惠；反之，则是社会财富实际效用和总福利的虚假增长。假如缺乏动态化的、关注存量效能的“新财富观”，践行科学发展观就仍然是不完整的。
新世纪新主题是“经济节奏的较量”，是经济社会向加快节奏、减少耽搁迟滞的流通领域“投小钱、找大钱”。凭借先进的信息技术，储备信息正在取代储备商品，能力储备正在取代实物储备，高昂储备成本有望快速消失。互联网信息技术、电子商务呈井喷新趋势，深刻而迅速地改变着商贸流通业的整体面貌，以往被简单定义为低技术含量、高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正在向高技术含量和高资本投入的现代服务业转变。高端技术和专业管理人才奇缺，已经成为商贸流通服务业转变发展方式的最大瓶颈。据此推测，云计算、互联网、物联网将彻底改变商贸流通服务业的传统格局，引发难以想象的巨大变革，并迅速改变原有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金融与商贸业的融合发展，仓单质押、融资担保等等大大增强了商贸企业的融资能力，加快了资本周转速度，推动了流通创新。大销售商已越加占据供应链的中心地位，产供销和金融呈现出了紧密型供应链战略联盟。目前，类似于浙江物产集团、销售额上千亿元的批发商在我国工业品生产资料流通中有六家，预计到2015年将达到16家。而金融业加盟，将使商贸业如虎添翼，大型商贸物流企业将更容易得到金融支持，实现流通创新，并有希望成长为类似于日本商社的综合经济体，逐步形成金融与商贸联合主导的供应链。在新时期大型流通企业和金融融合发展的战略要点是进一步提高市场集中度、培育、掌控上游制造商，增强融资和资本运作能力，促使市场成交额向现代大批发商集中，从外延数量扩张阶段转向内涵化、国际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流通成本动态最值得注意。与产品生产—流通时间结构相对应，产品的生产—流通成本结构也在发生趋势性新变化。主要表现，一是低附加值商品的生产成本绝对下降，流通成本绝对上升。即在产品最终销售价格中，流通成本绝对超过生产成本，例如煤炭产区的坑口煤成本已经低于后续的运输成本，大品类蔬菜生产成本低于运输成本等。二是高附加值商品生产成本相对下降，流通成本相对上升。即这类产品流通成本虽然没有绝对超过生产成本，但在最终销售价格中的比重，却是上升的。三是在流通成本中，商流成本所占比重下降，物流成本比重上升。四是在物流成本中，仓储和管理成本所占比重下降，运输成本比重上升。流通成本上升，表明实体经济中综合成本的基本结构发生了趋势性变化，值得进一步研究。从体制和政策视角看，流通成本还可以划分为经济性成本与体制性成本。前者属于流通领域正常经营活动中所必然发生的成本，属于不可避免、需要补偿的合理成本；后者则是由于管理体制和政策缺陷引发的不合理成本。前者是设法降低的问题，后者是坚决剔除的问题。
附加值较低的农产品成本变动趋势最为明显。目前总的情况是，农产品蔬菜价格总会有一时的短期波动，而经营蔬菜的批发商、批发市场和“农超对接”中包含的经营成本、人工成本和生活成本却是刚性的，不但难以降下来，还将继续上涨。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农民“卖难”与市民“买贵”并存，产地菜价大跌，而销地价格依然坚挺的重要原因。
总体而言，商品实体的空间转移（储运等）难成虚拟，流通电子化降低商流成本的能力，远远大于降低物流成本的能力，人工成本、能源成本、减排成本刚性上升势头难以扭转；经济运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生产的相对成本趋低，但流通的相对成本趋高，生产时间较短，但流通时间很长。因此，发展现代流通业，缩短流通耗时，降低流通成本，不仅关系到流通业本身的转型、升级和竞争力的提高，而且关系到我国经济的整体转型。而深化体制改革，彻底铲除流通过程中的体制性成本理应是今后的战略重点和主攻方向。
在上述趋势分析的基础上，本报告从商品流通和商贸流通服务业视角，提出以下事关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和长远的若干前瞻性的战略要点和主要结论：
1、商贸流通服务业深度参与“转方式、调结构”战略。转变发展方式的要害是率先转变调整结构的方式。市场调节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为参数调节、商务机制调节和中介机构调节。正因如此，我们发现服务业不仅是一个“产业”，还是一种经济调节“机制”。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人格化”、“产业化”表现，服务业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市场运行效率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充分发挥金融、商贸服务机制的调节作用。倘若“调结构”的方式、特别是实体经济中制造业“调结构”的方式不能率先改革，那么十二五规划关于转变发展方式的诸多目标就有可能再度落空。
2、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先导战略。围绕战略重点，最重要、最有效的战略举措就是按照“大部制”的思路大刀阔斧地深化改革、精简机构，在转变职能基础上实施商贸流通服务业相关管理机构重组。
3、商贸流通服务业新思路促消费战略。促进消费增长要一手抓"增收",一手抓"化解",两手不可偏废，尤其需要根据收入增量有限而购买力存量巨大的突出特点，充分发挥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提供消费便利，改善消费环境条件,加快释放收入--消费能力的存量。鉴于我国已经进入高度依赖国内居民消费的时代，促消费必须理清思路、寻求战略突破。坦率而言，虽然促消费已谈论多年，但仍可发现这种谈论“跑题的多，扣题的少；虚的多，实的少；权宜之计多，长效机制少”。无论收入增长是高是低，总是个既定的量。因此，促消费贵在出实招。在增收措施既定和收入增长既定条件下还能做什么？这才是出实招、出奇招、可操作的关键思路。实际上，这些年确实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该做的似乎都做了，再煞费苦心也想不出更多更好的“招数”了。但调研发现，我国促消费还有潜力，甚至还有死角。在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增加收入的同时，着眼于商贸流通服务业影响力，对促消费长期战略还可以具体细化为有针对性的很多“实际招数”。例如，针对城乡诸多购物不便而抑制的消费潜力，实行“消费便利进万家”举措；针对几亿农民变市民的消费新特点、新动向实行“新市民实惠消费”活动；以及“安全诚信促消费”、“节能环保促消费”、“网购实体化促消费”、“高端产品促消费”、“关注农村留守群体促消费”、“反垄断促消费”、“库存（积压）家电产品半价促消费”等等。这些举措不仅将会收到立竿见影的近期实效，而且也是带有战略性的长效机制。
4、商贸流通服务业公共财政支持战略。应明确将“优惠政策促进型”政策思路设定为长期战略而不再是权宜之计，要以财政补贴为后盾，减轻企业负担，充分发挥商贸流通服务业对保民生、促消费、转方式、调结构等多向性影响力。
5、走出“中等规模陷阱”大型企业成长战略。商贸企业经过一段外延式的扩张之后，已经进入相对徘徊阶段，掉入了“中等规模陷阱”。我国商贸流通服务业原有的片面追求外延、粗放、数量扩张的增长势头难以为继，如何突出重围，开创大型化、集约化、内涵化、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是新时期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
6、零售业主营业务回归战略。从“自营”到“联营”，从“零售商”到“零售服务商”，在现阶段有其生存土壤，有其优势、特点，否则早就夭亡了，更不可能普遍存在。零售商的服务租费只要大体属于竞争性的行业平均水平，也有其合理性、合法性。但它是市场发育特定阶段的暂时现象还是代表未来的主流方向？目前似不便过早下结论，需要尊重实践标准，持续密切观察分析。但即便如此，也需要指出它明显存在的硬伤和弊端。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做好自己的主营业务都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回归主营业务、重建大型企业规模化、高效能、低成本的流通渠道是今后的一项战略任务。假如“开店的不做买卖，做买卖的不开店”成为普遍长期现象，有实力零售商的主要注意力和主营业务发生蜕变，纷纷“自废武功”，则有可能造成一系列灾难性后果。放弃自营的主业，就从根本是失去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零售商主要注意力长期大面积不放在做买卖上，的确有不务正业的失职之嫌，就好比工人不做工，粮农不种地，公务员不上班、学生逃学，士兵开小差。零售商大面积普遍“失职”、“塌陷”终非长久之计，需要亡羊补牢、探寻良策。告别卖方市场后，我国应从战略高度，探索在买方市场环境下，推动主营业务回归，重建大零售商自主渠道的新途径。逐步形成“自营业务为主、提供服务为辅”（也即自营为主，联营为辅）的新格局，努力使两者保持适当比例。
7、批发业微观基础转型升级战略。突出问题是，“市场大，商人小，秩序乱，隐患多”，工业品批发业依然严重滞后，困扰了国民经济的高效安全运行。这一强烈反差是中国工业品批发业滞后的症结所在，也是长期以来批发体系发展思路“重数量、轻质量”，“重场所建设、轻主体培育”所导致的必然后果。新动向显示，加快摊位商向公司制企业转型的时机已经成熟，公司化转型的比率有所提高。在成千上万的摊位商中，有相当一批已经完成原始积累，已经“发达”起来的个体摊位商认为，像以往那样为了偷逃税款而失去“大生意”，已经远不如堂堂正正开公司更“划算”。 要因势利导加速摊位商向公司化转型的进程。
8、现代物流业健康发展战略。我国现代物流业快速发展的时机逐步成熟，需要将其纳入节能降耗、提高国民经济质量“总盘子”。将发展“第三方物流”、优化流程和大幅度降低传统制造业的物流成本作为重中之重。发展第三方物流的关键是健全体制机制，理顺利益关系，降低税费负担，增强营运能力。当前尤其要坚决制止各地采用违背物流规律的做法“大办”物流产业的倾向。
9、商贸流通能力向海外延伸战略。就服务贸易中的商贸和物流业而言，我国在海外的商业存在是逆差，是赤字，国际影响力是负数。长期以来，特别是持续的经济危机使人们更深切感到，自主渠道就是收入，自主品牌就是利润，渠道安全才有经济安全。纵观世界，“掌握主导权的的人赚别人钱，不掌握主导权的人送别人钱”。在国际商品货物贸易市场上，我国是举足轻重的头号产品出口国和能源原材料进口国，但为什么总是“买啥啥贵，卖啥啥贱”，“剪刀差、里外里”地给贸易对手“无偿献血”？为什么贸易对手不但不买帐，还回过手来威胁对我实施“反倾销、反补贴”，指责我是“血汗工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缺乏海外的商业存在，在国内外没有足够强大畅通的自主购销渠道，价格话语权和采购分销渠道这个命脉掌握在别人手里。
从战略角度看，自主渠道向海外延伸将给我国带来巨大利益。我国需要倒过来思维，以自主渠道、品牌建设为中心，以现代服务业为基础，在下一个30年，应努力实现传统工业资本主导向商业资本主导转变；外资主导的流通渠道损毁正是我国商贸和物流企业“走出去”，抓紧培育自主分销网点来取而代之的重要契机。从长远看，我国巨大的商品输出必须同巨额的商业资本输出相匹配。只有这样的外贸战略和政策才是完整的，服务贸易逆差才有望根本扭转，有巨额效益的商品出口才可望回升。
总体而言，要抓住机遇构建内外贸一体化、城乡一体化、批发零售物流配送一体化的商贸物流渠道体系网点，实施国外抢滩、国内整合的“两头扩网”战略。我国应顺势走出陈旧的“传统制造业思维”，牢固树立“流通渠道同样是稀缺资源、是经济命脉”的新理念、新思维，充分发挥商贸和物流业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抓住战略机遇期扩大我国在海外的商业存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努力改变世界的商业版图和国际分工，促成与我大国地位相称的世界服务贸易新格局。
10、农产品市场反周期调控战略。农产品市场是个动态连续的过程。在市场信号强烈拉动供给的时刻，政府信号不要加码；市场信号明显减弱的时刻，政府信号应该加码。迄今为止，总是做反了，结果是两头花钱。极为强烈的高菜价信号预示着大宗蔬菜供给注定将接踵而至，这就是市场规律，但主管部门却总是很不合时宜地出台“顺周期”的刺激政策大肆鼓励。违背市场规律的结果，就是“政府加市场”，共同造成极为夸张的放大信号和强烈误导，造成蔬菜种植面积的瞬间叠加。这才是蔬菜过剩的真正原因。而将蔬菜如此大面积过剩、集中上市的责任一概都推给“气候原因”，显然是说不过去的。殊不知，瞬间叠加的种植、供给，就已经酝酿着下一次农产品供给过剩、价格瞬间大跌、种植面积瞬间萎缩的结局，如此循环不已。
几十年来，顺市场周期调控的政策思路是市场剧烈波动的直接原因之一。我国农产品市场大起大落绝不仅仅是“分散小生产闹的”，事前掉以轻心、浑然不觉，事后仓惶上阵、过度反应的政府调控也很“给力”。在这种场合，政府对市场调控已降低到了菜农、果农的水平。因为，当菜农、果农发现“菜多了、果多了”，大面积过剩了，有关机构才跟着“发现”。
要充分认识到：顺周期加剧市场波动，反周期才能减轻市场波动。先行指标设置和监测是关键。政府要做的就是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将上述农产品先行指标的监测预警下沉、前移，至少提前一个周期，反周期还是顺周期，政府调控的办法、手段和财力大体相同，但由于选择出手的时机不同，结果会有天壤之别。这一切都取决于第一时间对先行指标的跟踪、掌控。当然，稳定市场最终还是要靠制度建设，夯实农村经济的微观基础，提高农产品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集中度。我国的政策要点，需要从外在于农民的“他组织”转变为内在于农民的“自组织”，各级政府要从“替农民办实事”的包办政策，转变为自主政策，即促使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办好自己的实事”。
值得进一步观察的其他战略要点是：电子商务与实体商店协调互补战略；农产品批发市场与连锁超市协调互补战略；商贸流通服务业诚信文化建设战略；等等。这些问题也很重要，但还需要跟踪研究，不再赘述。
此报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创新项目《服务业深度参与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研究》阶段成果
课题组组长兼执笔人：宋则。杨圣明、冯雷、夏先良、申恩威、依绍华、李蕊、王雪峰、张宁、孙开钊、常东亮、王水平、丁宁参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