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以及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劳动力投入型的增长模式不再可行，急需挖掘新的经济增长源泉。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者技能的需求大大提高。如何避免教育回报率下降产生的负激励，发挥国家在各个教育阶段的恰当作用，创造新的人力资本源泉，是当下该思考的问题。政府要发挥恰当作用，通过合理的制度，促进教育发展。教育发展也要靠人力资本回报所产生的激励，通过社会、家庭和个人的需求而推动。
在中国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并逐渐丧失人口红利之后，不仅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要素需要重新组合，而且那些更加长期有效且不会产生报酬递减的投入要素越加重要，这对显著提高国家总体人力资本水平提出新的要求。与此同时，这个特定的经济发展转型阶段，却会由于劳动力市场在短期内产生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强大需求，而形成一个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因素。如果不能有效应对，中国将面临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可持续问题，即在不久的将来，以劳动力素质与价值链提升后的产业需求不相适应、缺乏支撑创新型国家所需要的高端人才、以及部分劳动者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群体等方式表现出来。
产业升级与技能需求
遵循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和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之后，中国必然经历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迅速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系列转变，最终都主要以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的方式表现出来，要求产品质量和附加值进一步提升。虽然产业升级的核心是全要素生产率愈益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升级的过程和结果，也不可避免地会表现为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从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既然产业升级的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所以演变方向体现了对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更高要求。
首先，中国制造业本身将朝着价值链的更高端攀升。这个过程可能会先从沿海发达地区起步，最终延伸到中西部地区，及至实现整个产业的全面升级。虽然中国制造业已经占世界首位，但是制造业的增加值率仅为26%，分别比美国、日本和德国低23、22和11个百分点。而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中间投入的新创造价值，通常为1个单位或者更多，但中国只能产生0.56个单位新创造价值。①一个国家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取决于技术、管理和技能等诸多因素，而归根结底都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密切相关。因此，产业升级的前提是技能升级。
其次，中国的产业升级还表现在从主要从事制造环节的生产，转而更多地在研究开发、创意和营销等直接生产过程的前后环节，将导致生产性服务业比重的大幅度提高。由于这些领域需要投入信息、技术、品牌、管理和人才等知识密集要素，相应地对劳动者的技能和创造力有更高的要求。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目前在不同行业类型中劳动者教育水平状况，看劳动力在行业间的重新配置所需要的最低人力资本要求，以及第二和第三产业中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转换，如何产生对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更高要求。如表1，在第二产业中，资本密集型行业中的劳动力，具有比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在第三产业中，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劳动力，具有比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更高的受教育水平。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的劳动力，具有最低的受教育水平，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劳动力，具有最高的受教育水平。
从上述信息可以看到，按照目前相应行业的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估算，如果劳动者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就业转向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就业，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1.3年;转向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就业，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4.2年;即使仅仅转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就业，也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0.5年。
这种产业转换所提出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求绝非微不足道，因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需要长期的积累，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例如，根据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即使伴随着义务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和高等教育的扩大招生，1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在1990～2000年期间仅仅从6.24年增加到7.56年，总共才增加了1.32年，2005年为7.88年，5年中只增加了0.32年。
面向未来的人力资本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倡导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或简称HDI)，是由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健康水平(用预期寿命表示)和受教育水平(用成人识字率和三级教育总入学率表示)构成的一个综合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在图1中，我们用中国的水平相对于135个国家某一指标中位数的百分比，分别展示教育发展和人均收入增长与人类发展指数提高的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20年间，人类发展指数稳步提高。在前10年，教育发展对人类发展水平的贡献十分显著，而在后10年，教育发展的贡献率相对下降，而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无疑对人类发展指数的继续上升贡献卓著。②
与此同时，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也通过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人力资本投入变量表现出来，成为改革开放时期高速经济增长的正面贡献因素。所有采用增长账户或生产函数分解中国经济增长各因素贡献的研究，大多把受教育年限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得出与理论预期一致且在统计上显著的结果。不过，由于研究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于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估计高低不尽相同。
例如，高路易采用潜在增长率及其因素估计，得出的结论是，在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劳动比、资本—劳动比和就业增长这些增长源泉中，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劳动比)贡献率在1978～1994年间为5.2%，在1995～2009年间为3.2%。③这个贡献水平与蔡昉和赵文采用生产函数估计得出的结果较接近，即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劳动者受教育年限、人口抚养比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中，1982～2009年期间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贡献率为4.3%。④
约翰·沃利等人估计的人力资本贡献率要高出很多。1978～2008年间，在采用新古典式增长账户方法估计的情形下，在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用受教育年限衡量的人力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诸因素中，人力资本贡献率为11.7%;而在考虑了不同教育水平所具有的不同生产率的情况下，他们估计的人力资本贡献率高达38%。⑤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出显著贡献，无疑要以教育的发展和人力资本的有效配置为前提。因此，人力资本的积累和配置一旦出现问题，其对于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也就无从谈起。虽然受教育年限并不能完美地表达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但是，这仍然是一个比较容易统计、衡量和获得的关于人力资本存量的数量指标。
那么，怎样提高受教育年限呢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较低阶段上，普及基础教育无疑具有最显而易见的效果。然而，一旦义务教育得以实施，普及率接近于百分之百，继续增加受教育年限就有赖于更高教育阶段的普及。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09年小学毛入学率为105%，初中为99%，高中为79%，高等教育为24%。由此可见，未来提高受教育年限的有效途径，一方面在于巩固义务教育的高入学率，另一方面在于大幅度提高高中和大学的入学率。
中国着眼于赶超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特别是义务教育普及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取得了巨大成绩。然而，近年来出现了诸多不利于教育继续发展的因素，不仅包括传统的供给方的制约因素，还出现了需求方的制约因素，以及一些认识上的误导因素。
随着以大学毕业生为代表的青年就业难以及高等教育质量下降问题日益突出，社会上出现了对高校扩大招生的质疑声音，甚至有不少叫停高等学校扩招的言论。对此，我们同意任何关于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警示，但是反对这类观点中的任何因噎废食的政策涵义。在这方面，日本的教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值得思考和借鉴。
在整个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教育赶超都是令人惊异的成就。然而，日本对美国的教育赶超，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速度就明显减慢了。对日本在不同教育阶段上与美国教育差距的变化做一番研究，对中国教育的发展不无裨益。我们现在来考察在1947～1990年期间，日本与美国每个教育阶段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差距变化(图2)。
20世纪50年代以后，日本高等教育的赶超速度就开始徘徊。实际上，由于担心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日本文部省还有意制止了高等教育的扩张。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上，日本仍在继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但在高等教育上的差距反而逐渐扩大。就劳动年龄人口中人均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限来说，日本相当于美国的水平，从1976年的45.3%下降到1990年的40.4%，回到了1965年的水平上。
这种在不同教育阶段上的不同表现，不仅相对降低了日本劳动者中更高级人才的比重，也导致日本在劳动者总体受教育年限上，未能进一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实际上，当讨论日本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减速和1990年以后的停滞时，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日本没有像欧洲和美国那样，继续保持适度的、在技术创新前沿上的经济增长。很显然，教育发展的相对减慢，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日本教育对西方国家的赶超未能彻底完成的原因，既与日本经济赖以高速增长的模式有关，也与其经历刘易斯转折点之后未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关。日本经济在其赶超过程中，主要依靠借鉴和模仿欧美国家的制造业技术，因此，面向大规模青年劳动者的中等教育，满足了经济增长的需要，也的确产生了积极而显著的效应。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即劳动力丰富并持续地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不啻为一种有效的发展战略。
日本经济在1960前后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随后的经济增长，越来越需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主要通过投资提高重化工业比重，进而导致日本经济的整体资本—劳动比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由于在技术创新前沿上未能像欧美那样不断突破，因而不可避免地遇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停滞，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因此，对于日本经济增长方式未能实现转变，从而在1990年以后陷入“失去的20年”，教育发展的失误不无咎责，对于我们来说则有诸多教训可以汲取。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时间：2012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