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读书不如工作”这个信号对家庭来讲，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是教育收益不光产生私人效应，还有社会效应。虽然不少新生劳动力会选择在初中时期就放弃读书，去工作，可以赚回个人或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投资成本，但是对于整个国家的产业升级或者劳动者的未来不利，因此，在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有差别的情况下，就产生了教育的外部性。
外部性是指教育所具有社会效益的部分，是政府参与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教育可以有市场化，但是需要政府的作用更为重要。在这个特定的发展时期，“读书不如工作”这个信号的负激励，完全靠市场调节信号对国家不利，因此这时候需要政府在其中发挥作用，我认为，至少政府要做到把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很多作为我们竞争对手的国家，像墨西哥和巴西，他们已经在做了。
但这还远远不够。我建议，高等教育扩招的趋势应该继续，因为在衡量人力资本的时候是用受教育年限。目前中国的义务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100%，这时候还想提高整体的教育水平，就不能仅仅从义务教育上来发展。在未来的发展阶段上，经济增长不仅要靠不断创新，而且应该是一个二、三产业协调的经济，所以仅仅培养一批熟练工人是不够的。
中国终究要走到创新的前沿上，直接与发达国家竞争。因此，那时候需要的不仅仅是操作层面的技能，还需要思想和创意。现在大家都热衷于回答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但是，无论答案是什么，继续扩大高等教育，形成足够大的规模，是培养出杰出人才的必要前提。
在这一方面，日本提供的不是经验而是教训，日本在历史上也有过高等教育的扩张，然后出现过大学生就业难/大学生工资下降，人们对高等教育提出质疑，然后日本的教育部门就有意放慢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结果后来高等教育发展与美国等一流国家差距拉大。在某种程度上，日本在1990年之后人口红利消失，进入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阶段，日本没有像美国一样站在科技创新的最前沿，高等教育发展不足应该负一定责任。中国是一个大国，要知道我们在国际和历史中的地位，不能说只有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就够了。
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应该重视拉美收入分配恶化的教训。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仍然很大，并存在未加入统计的隐性收入问题，即不均等地占有生产资料和资源/矿产土地/国有资产等等导致的收入不平等。中国迄今为止并不是贫困的增长，我们每个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只是受益的程度不同。
根据外国的经验，仅仅强调再分配不强调经济增长，这样的政策是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而拉美恰恰是在民粹主义政策上吃了大亏，它本来承诺的是要改善贫困者的生活状态，但是它没有经济增长，人们在不变的蛋糕上争来争去，最后是谁有权势或者话语权谁就有大块的蛋糕。但是在强调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你分了大蛋糕，我还有小蛋糕。因此，现在应避免经济停滞增长，避免人们过度地依赖再分配。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2012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