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元先生，广东梅县人， 1933年7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曾参与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等13次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起草文件。著有《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中国改革顶层设计》《十八大后经济改革与转型》《中国经济转型论集》《张卓元改革论集》《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论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价格、成本与利润》《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等。
张卓元先生1944—1950年在广东省梅县梅州中学学习；1950—1953年在中山大学经济系学习；1954年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他是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荣誉理事长，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印象深刻的三次决策咨询经历
《财经智库》编辑部：张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访问。《财经智库》创刊时，您作为老所长就给我们寄语，希望《财经智库》能够成为“中国财经领域高端智库研究创新成果的神圣园地”。我们一直在努力。这次访问主要是想请您就财经决策咨询等方面的主题谈谈看法。请您先谈谈您参与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决策咨询经历。
张卓元先生：我自己觉得，在咨询决策方面主要有三个方面可以说一说。
第一是“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先从《中国改革大思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综合规划司编，沈阳出版社，1988年）这本书说起。1987年，国家体改委组织了8个中央部和地方成立的课题组，这本书收集了8个课题组的成果，是1988年出版的，印了很多，关键是这本书集中了各方智慧，为此后三年、五年、八年如何推进经济改革献计献策，而由刘国光和我负责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发展思路。“稳中求进”的思路这几年中央也在提，是从 2011 年开始提出的工作总基调。我们当时提稳中求进，针对性主要有三条：一是有的课题组提出了快速转轨思路，希望两三年内就要基本实现转轨，当时我们觉得做不到，中国那么大，经济那么落后，为避免在改革开放中出现大的社会震荡，只能搞渐进式改革，稳步前进，当时有的经济学家也提出一次放开价格、一步到位，我们不太赞成，认为还是比较稳健好些；二是不赞成用通货膨胀的政策来刺激经济高速增长，即使适度用通货膨胀的办法刺激经济增长快一些也不行，因为也许短时间能刺激经济增长快一点，但是后患无穷，对推进改革特别是价格改革很不利，总之不能使用通货膨胀政策；三是我们所主张的“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还包含认为，无论改革、发展，都要在经济和社会比较稳定即稍微宽松环境下推进比较容易，比较顺利，阻力小一点。1987年的时候经济形势比较紧张，物价上涨比较厉害（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上涨7.3％），物资供应，特别是生产资料供应比较紧张，努力促进和保持经济稳定是当务之急。因此，我们都主张“稳中求进”。我们这批人包括刘国光、戴园晨、沈立人、陈东琪和我五个人，后来被有些经济学家称为“稳健改革派”。这就是1987 年提出来比较重要的，应该说现在还在起点作用的观点和思路。
第二，1991年10—12月，我参加了江泽民总书记召开的专家座谈会。1991年10—12月，江泽民总书记专门找了十几个专家召开座谈。社科院有5个人参加，包括刘国光、我、李琮、蒋一苇、陈东琪，另外还有周小川、郭树清、林毅夫等。三个月内，开了十一次会，每次会期半天，均由江泽民同志主持。当时大家随便坐，举手发言，会风活跃印象深刻。这十一次会，最重要的是为即将于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做理论准备工作。参加座谈会的专家都是积极支持改革开放的。在那次会上，我个人着重讲价格改革问题，因为我当时在财贸所工作并着重研究价格改革问题。我记得我当时发言认为，中国价格改革还是要逐步建立市场价格体制。1991年，市场价格在商品零售环节已经占到近70%，市场价格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了。我当时写了一些文章，认为在20世纪 80年代，价格改革走在经济改革前面，甚至价格改革一枝独秀，因为那时国有企业改革还很艰难。十一次专家座谈会最主要的成果是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那几次会上最早最系统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是吴敬琏，后来大家基本上都同意了。到了2012年7月，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明确之后的二十周年，江泽民同志给周小川写了一封信，邀请周小川、吴敬琏、郭树清、我、陈东琪和林毅夫（林毅夫在国外没有回来），到玉泉山含晖堂，这个地方我很熟，一个下午谈了两个多小时，回忆十一次专家座谈会。后来为这次座谈会专门出了一本书，书名叫《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收集了十一次座谈会江泽民同志的观点，以及我们的回忆文章，包括周小川的文章。
十一次座谈会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共识，同时有两个要点：一是国家宏观调控，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个总的提法，下面两个支点。当时开会提出这个倾向性比较强的观点，是很宝贵的。可惜比较全的资料后来没有找到，只找到一些记录。如果找到，那应该是历史性文献。十一次座谈会为后来江泽民同志做十四大报告，特别是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做了一定的理论准备。
十一次座谈会也可以说是为党的十四大做理论准备的会，十一次会议中，乔石同志、宋平同志有时也来参加，但每次会都是由江泽民同志亲自主持。过去包括我自己写文章，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时，一般主要是讲邓小平 1992 年初的南方讲话，阐述计划和市场不是区分社会制度的标志，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扫清了道路。现在看来，这样论述可能还不够全面。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也和这十一次专家座谈会有关。这十一次座谈会是 2012 年江泽民同志找我们到玉泉山谈话之后才公开披露的。后来，媒体也有一些报道。
第三，参加一些中央文件的起草。文件起草时可以畅所欲言，随便什么都可以讲，在这里我发表了一些个人意见，但是有些内容现在还不好说。会上随便说都可以，但到外面不能随便说，这是纪律。有些意见中央采纳后，就成为全党集体智慧，但也有参加文件起草的同志披露自己的观点主张。比如，高尚全同志参加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后，就曾经写文章回忆十四届三中全会“劳动力市场”概念的提出过程。当时他主张应当用劳动力市场代替当时通用的劳务市场的提法。在一次全会文件起草上，我也曾建议，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亲属与子女，最好一律不要经商。当时也讨论得比较激烈，有人反对，说人家也是公民，为什么要剥夺人家经商的权利。当然也有赞成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中，我也曾建议适当提高国企利润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这些都说明，在文件起草过程中是充分发扬民主的。
《财经智库》编辑部：您多次在玉泉山参与起草文件，有“玉泉山人”的美誉，但有的资料显示是十一次，有的显示是十二次？
张卓元先生：在玉泉山参与起草文件有十二次，包括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三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的起草；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十五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十六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十八届三中文件的起草；另外还参与胡锦涛同志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文件的起草。这些都是在玉泉山上进行。还有一次参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起草，不在玉泉山。总之，我参与比较重要的文件起草工作有十三次，其中十二次在玉泉山。
当前改革与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最大的不同是面对的既得利益面很广
《财经智库》编辑部：中国正在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已经有很大进展，但是改革难度确实很大。经常有人将当前改革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进行比较。您认为这两次改革有什么不同？
张卓元先生：我认为最大的不同是现在面对的既得利益面很广，而且有点固化。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差不多是 100% 受益，即使不是 100%，也是95% 以上的人是改革利益的获得者。现在不是了，现在改革触动好多人的利益。所以现在改革为什么难，为什么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我认为最主要就是这一条。因此，认识分歧比较多。20 世纪 80 年代的分歧也很大，当时有人提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还受到批评，要做检查。当时有人给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写信，说如果把社会主义经济说成是一种商品经济，就会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就会造成什么后果等等。好在很快，大概是一年左右风头就转了。
所以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虽然改革争议也比较大，主要是当时领导，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支持改革，所以，尽管一些改革理论受到过责难，因为有邓小平的支持，也没掀起太大的问题。现在一些人关于改革的主张，好像比较难形成共识，有的建议不但没有引起重视，没有形成共识，有时还会受到一些责难，主要是受到利益可能受损人的责难。
现在的改革和 20 世纪 80 年代最大的不同，就是既得利益问题，这个处理起来很难。比如说，很简单的例子，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的决定》非常明确地提出，要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可现在谁要说，谁就要被挨骂。所有股民都是既得利益者，怕注册制后， IPO 太多，把股市拉下来，损害他的利益。股票发行注册制是市场经济国家一般做法，我们也应该这样，但是现在股民倾向于实行审批制，使 IPO 慢下来，不愿意实行市场经济下通行的注册制。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现在改革比较麻烦也是比较难的是国有企业改革。最近提出 69 家央企的母公司， 1200 家子企业，要在2017 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公司制改革。这批按 1988 年企业法设立的央企，已经快 30 年了。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央已经非常明确，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现代公司制度，可是一直拖到现在。在 101 家央企中，还有69 家没有改， 2/3 以上还没转为公司制。什么原因？我想很简单，按企业法经营的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便于某个部门直接管企业。这一次是靠中央深改小组开会硬要它们年底前转，从 1993 年到现在二十多年，转为公司制的 1/3 还不到。现在几个月时间，要求 2/3 都转。这个也很难。他们说过去转得慢是因为经费困难等，这个说服力不强。可能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不转制有较大利益，转制后以管资本为主，利益就少了。过去他们出差，打个电话给地方所属企业，接待不知有多好。一旦实行公司制，企业则主要由所派股东和董事来管。有个记者告诉我去某个部门采访，有人就明说不要和我谈新加坡淡马锡做法，这是从本位利益出发，所以说为什么国企改革难，办法少。这不能不使人怀疑阻挠的力量比较大。
我们看到， 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决定》后在各方面改革推进得都还可以，就是国企改革是最艰难的。这次靠深改组开会之后，勒令改，要求在几个月内完成全部央企公司制转制任务。现在看来，改革的文件，不能由所在部门来起草。你想想，自己起草怎么改革自己的文件，这过去一再说是比较忌讳的，把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让出去，动自己的奶酪，很难动真格。垄断行业改革，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提了，但是垄断行业改革极难。后面讲到《反垄断法》还要说。
比如，“三桶油”长期垄断原油进出口，民营企业不允许这么做，现在放开了一点点，但是 90% 以上仍然是“三桶油”。现在都说北京空气污染，1/3 是因为机动车排污造成的，但是说服力不够。纽约、巴黎机动车也不少，但是污染指数却很低。世界卫生组织（ WHO）对空气污染控制有要求，我们远未达到。为什么纽约等有那么多车，也用那么多汽油，为什么没有造成严重污染？我在纽约呆过几个月，问题的关键主要是我们的油品不行，炼油技术不够先进。有人说，油品提高可以，但是要财政掏钱更新技术。这次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主要针对的是自然垄断性行业。垄断行业有相当部分是竞争性业务，非自然垄断业务要放开，怎么放开，就是吸引社会资本，搞混合所有制，提高效率。竞争性行业搞股份制已经有几十年，已取得较明显成效。
一枝独秀的价格改革与价格改革的下一步
《财经智库》编辑部：您是价格研究的大家。价格改革进展较快，但还是有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还没完成。您是怎么看待下一步价格改革的？
张卓元先生：我觉得， 现在中国价格改革还是走得比较快的，销售额的97% 以上的商品价格都已经放开。搞价格改革时，我当时设想的是 80% 左右的价格放开， 20% 左右的价格由国家控制。现在 97% 都已经放开了，价格改革进展很快。当然，还有几部分价格不能放开，就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说的三种：公益性服务，重要公共事业（自来水、煤气、居民用电），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三种大约占 3%。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三种价格的成本。最近，关于电力改革，放开两头，管住中间，有关部门查电网输电成本，上网之后的成本中，有 14% 多不应该列入成本，共达 1000 多亿元。现在政府定价部分，成本监审工作非常重要，财务管理制度的准确也很重要。个人消费的、公款消费的，反正不应该进成本的都打进成本，这当然会增加成本。过去，亏损最多的煤炭行业，所办的酒店很高档，招待费用特别高，这些都包括到成本里面去了。政府定价部分，要加强成本监审。还有一部分应该放开，这个也是比较难的，像放开了煤炭价格，但电价没放开。煤炭价格下降，发电成本下降，电价却不降；煤炭涨价，电力企业就哇哇叫苦，说成本提高了。2017 年价格改革攻坚，就包括继续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医疗服务、农产品等价格改革，把难啃的硬骨头啃下来。
还有反垄断问题，前两年对有的企业处罚很重。我国《反垄断法》第 7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现在有专家提出来，这一条要改，要具体化。否则只要政府一声令下，说这是要予以保护的就不适用。比如进口原油，这种垄断就不应该，妨碍炼油企业展开竞争，油品难提高。现有的规定容易使人误认为国有企业做的所有妨碍竞争的行为都是合法的。最近国家发改委指示山西省发改委对山西电力行业协会组织电力企业搞价格同盟罚 7000 多万元，说明反垄断执法进了一步。过去一般说来对国企搞垄断阻挠竞争很少处罚，主要是对外资、民营企业，或者影响比较小的部门，比如卫生部门、药品等。反垄断也要基本适用于国有部门。他们有时将不属于自然垄断的业务，列入自然垄断业务范围，要求国家保护。这样发改委就没办法反垄断。所以《反垄断法》本身需要改，需要国家更细致的规定。一定要确定属于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这个是不能自由竞争的，否则会损害效率。但国家对自然垄断业务要加强成本监审，除此之外，其他都应该放开。如果搞垄断阻挠的话，那么《反垄断法》就应该适用，可以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应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财经智库》编辑部：请您谈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作用。20世纪60年代您就阐述了价值理论的“恩格斯之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提出之后，理论上不争论，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目标就可以做。但是，最近有人一追溯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提法，就会发现改革和这些具体提法可能就存在冲突。您怎么看？
张卓元先生：最大的冲突是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第三产业，包括服务业，占50%以上。而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些都是非生产性劳动。李铁映同志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时候，我参加过几次研讨会。当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本身需要发展，需要时代的发展而扩展，把服务劳动（除极少数如走私贩毒、非法传销等外）纳入创造价值的范围。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物质生产劳动占绝大部分，服务业很少，除商业外，无非跳舞什么的，所以马克思把服务列为非生产性劳动。纯粹流通费用观点，我觉得也有问题，为什么商业部门的人，从货架上拿货给购买者，就不是生产劳动呢？你要是完全固守马克思当年提出的创造价值的范围，现在就没法跟国际比较。2000年，中央“十五”计划建议也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此后对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很热烈，也取得不少共识。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财经智库》编辑部：最近这两年，劳动价值论，还有公有制，国有企业改革，国有经济问题等又引起关注。你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改革大思路》中就提到“政府做什么是由市场不能做什么决定的”。这样，国有经济应该怎么定位？
张卓元先生：关系国家命脉的行业应该是国有或国有控股，国有经济应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我曾有个解释，所谓公有制为主体，是指公有资产占优势和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不是说公有经济对 GDP 贡献要占优势。公有资产占优势是没问题的。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指的是主导国民经济发展，国有资本要更多地投向前瞻性、战略性的产业，这就能起引导作用。比如军工，比如投资大、回报低、建设周期长的基础设施投资。西北地区建高铁，不由国家建，谁来建？青藏铁路、三峡工程，只能国家来建。再如金融，国家开发银行作为国有独资银行是不能取消的，国家有紧急需要，支付比较方便。股份制银行就麻烦了，决策程序比较麻烦。国有资本的管理体制也还需要优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上次《经济研究》编辑部开会，什么样的文章算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标题中一定要有“马克思主义”五个字才算？当时有一位编委说，可以用比较宽的口径界定马克思主义。“一带一路”是马克思主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马克思主义。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僵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最重要的。僵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守着马恩经典著作的所有原话不放，有些问题可能就说不清楚。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述，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难道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五大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定要坚持。关于恩格斯早期说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和效用的关系，我一直认为是正确的。没有社会价值的生产时间是不能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现在越来越证明这个观点是切合实际的。没有社会价值的东西，还有什么价值呢？没有社会使用价值，纯属浪费劳动。社会要把劳动时间分类，有用的才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智库建设要以研究为基础，还需要有经验的人才加盟
《财经智库》编辑部：您是怎么看待智库建设和研究的关系的？
张卓元先生：智库建设要以研究为基础，以前我在《全球化》杂志的文章就谈到这一点。政策建议要接地气，科学性高一点。所以不要把智库和殿堂对立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三个定位：阵地、殿堂、智库。真正是殿堂的话，智库工作肯定能做好。社科院应该更多地是靠做好殿堂，然后提出一些应用性的、可操作性的、政策性的建议。
我觉得社科院很难提出类似于中国国际交流中心的一些比较具体的可操作政策建议。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就是曾培炎担任理事长的智库，我是那里的学术委员。亚投行就是他们建议成立的。社科院就很难提出类似的政策建议，因为我们接触实际不如他们，也不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但是我们可以提出与学科建设有些关系的，更多靠理论支撑的政策建议，我们应该多做一点这方面的工作。比如，测算中国潜在增长率的变化，中国如何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可以分几步走等。又比如说，一些属于带有理论性概括的建议，我们也可以做。我记得十七大报告的时候，究竟是用科学发展观，还是用和谐社会概括理论，作为最重要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战略思想，就有讨论。这种问题我们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实践证明，用科学发展观作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战略思想是比较准确的，对经济社会发展最具指导作用。
现在社科院智库的作用在经济学方面与国研中心相比，优势不明显，原因就是它接触实际比我们紧密和容易。还有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也比较容易接触实际。所以前段时间有人说，社科院是没落的贵族，但我们要振兴。怎么振兴？光靠智库来振兴？我不久前参加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一次会议，很有感触，当时讨论深圳市如何率先实现现代化问题，请北京的一些专家提意见，遇到一位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他刚刚退下来，就被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请去当特聘教授，因为人家对中国实际很熟悉，工作经验很丰富。
还有我的一个学生，原来是中字头大公司总经理。那天，他到我家里看我。我问他，你不当总经理后去哪里？他说北大、清华、人大都找他，他倾向去北大光华。我个人认为， 社科院也需要引进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才。刚从领导岗位退下来，还年富力强的人才，对智库建设很有帮助。我知道他对海外投资非常熟悉，在别的单位工作时，也是管投资。类似这些人，我们能不能引进一些 ? 社科院智库建设很缺这些人，有实际工作经验的，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聘请有经验的人才，编制不用过来，可以采取灵活的体制机制。社科院现在的预算远远不如清华北大。在 20 世纪 50 年代，经济研究所的地位和影响根本不是一些大学的经济系所能比的，但是现在的影响力已不如过去了。
青年学者要有兴趣，要勤奋，还要有全球视野
《财经智库》编辑部：从事智库建设的青年学者如何才能有所成？请您给他们一些指导，帮助他们成长。
张卓元先生：我过去写过文章， 强调一个人要在研究工作上有成就，要满足两条：一定要有兴趣；一定要勤奋。有这两条就行了。一定要有兴趣，没有兴趣书都看不进去。光有兴趣不行，还要勤奋，艰苦探索。具体来说，应该打好基础，基础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外，现代经济学也都应该熟悉，这是一个。第二个要联系实际，过去孙冶方 A 很强调这一点。他一到经济所，第一步就是把经济所搬到三里河，因为这里靠近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等经济部委。那时在中关村工作的人都住在中关村宿舍，礼拜六才回城里的家。因此，干脆搬到三里河，便于工作。另外，要下去调查，光看书不行。搞经济学的人不多接触实际，包括不到企业公司兼职，如担任独立董事，就可能失去接触实际的机会。独立董事知道公司怎么决策和运转。一个人如果看不懂财务报表，不了解董事会决策过程，怎么做好经济研究呢？现在还要加一个，要有全球视野。这个我们当年没有。为什么世界银行发表的东西比较受欢迎？全球视野、国际借鉴。外国怎么做的，有哪些经验。现在经济全球化了，没有全球视野，是不行的。
另外我们做研究，要敢于标新立异。不要就只是说些套话呀。过去孙冶方说，我就主张标新立异，要求异存同，不是求同存异。什么是创新？这就是创新。
《财经智库》编辑部：谢谢张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以后我们还要继续向张老师学习。祝您健康愉快！
关于张卓元先生，房汉廷博士著有《稳健改革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评传》中有更详细的研究。正如书中所写：“即使到了耄耋之年，卓元先生仍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仍然高擎‘牢牢把握加快改革这一强大动力’的大纛，为中国谋求更大、更持久的‘改革红利’。”张卓元先生为这次访问做了精心的准备，思路极其清晰。他还为我们之前发送给他的问题，专门准备了提纲。我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张卓元先生的力量，当年并没有“智库”的提法，但实际上张卓元先生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智库建设之路漫漫，我们当上下求索，不辱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