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对改革20年来的情况做一个5分钟的回顾，并对今后的改革发表一点认识。这20年以来分税制的改革评价，要按照当初改革的本质要求来衡量。不能够赋予它很多的当时改革所没有的一些要求。当时改革提出的目标就是提高两个比重。分税制就是划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收入，基本主题就是这个主题。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中央的收入占正收入的比重，这个目标实现了。应该说对于这20年我们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是巨大的。但是它本身并不完善。因为有好多现在看起来应该改的东西当时没有改，当时提出国务院《决定》里边也没有提出要改。比如说提高两个比重，提到多高算对？没有标准。越来越高总是不对吧，政府收入越多，群众手里的收入就越少，所以它没有一个界限，现在到底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是多少？说不清楚。你按照狭义的财政收入不高20万左右，广义的话很高，专家学者对此的评议中都不大一致。所以十七大、十八大都提出了要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这两个提法虽然是十七大、十八大提出来的始终没有落实，甚至连方案都没有，现在似乎都不提了。因为你要增加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必然要降低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自比重，这个提高起来就非常大。现在没有研究了，任何文件都不提了，这是当时没有解决的问题。
另外当时的改革虽然解决了收入和地域划分的问题，但是没解决事权划分的问题，基本上延伸到现在。随着这些年政府的责任越来越重，包括二十年前政府不管的事情现在政府都管了，也包括民生。民生当时财力不足，政府的职责包揽不了这么多，现在都包了，但是直接支出者是地方政府，现在就有了地方政府责任越来越重，但是地方政府的财权越来越小的问题。我说的财权越小不是财力越小，财力不小，按照中央和地方支出的格局，中央本身的支出占15%-16%，84%-85%都是地方支出。但是大量的钱都是地方不可支配的，你要按照中央下达的要求给我配钱，这样就带来了问题。虽然转移支付有3万多亿，但是2万多亿都是地方支付。人大总是要求提高转移支付的比重，但是有很多地方是不可以跳级使用的。这个问题需要以后解决。再有地方体制改革没有提，而这是今后体制改革必须要提的问题。税制改革，按照1994年基本上解决了由产品税转向增值税的问题，有一个增值税抵扣这似乎比较合理，但是真正税制的优化当时并没有列入到议事日程。特别是我们提出很多年要加大直接税的比重，减轻间接税的比重，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这都是当时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评价它们不能说存在这些问题就是这20年的改革没有成功，这是不对的。有些当时没有认识到的问题，没有提出来的问题，现在没有解决的问题不那么归结为改革过程。其实我们要看一看最近几个五年计划，现在是“十二五”，你看看“十一五”、“十五”的规划，都会有深化体制改革的要求，但是都没有做，包括税制改革。为什么不做？不是不想做，而是情况非常复杂，做起来不容易，有些要伤筋动骨。所以这个事情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价。20年的我就说到这儿。总结20年的目的是解决今后的问题，今后改革的分担或者是任务，或者叫做责任，我相信比前20年还要重。去年三中全会做了一个深化改革的决定，其中把财政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支柱。越重要就越应该做好，要负起责任。经过一年来看，财税改革的大幕应该已经开启，好像开场锣鼓也敲了一阵了，但是戏还没有开演，大家都在等待主角登场，好戏还在后边。
这次改革，应该说它的内容、领域比原来要复杂得多。按照中央政治局通过的财税改革总体方案，第一步是预算制度。这是以前没有的。我要说句难听话，从解放之初到现在一直没有达标。其中部门预算搞了几年，现在成效也不是特别的明显。我赞成三中全会提出的八个字：全面规范，公开透明。这八个字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透明。不透明，一切都等于零，既不能规范，也不能全面，公开也是一部分。我们现在的预算每年是报人大审批，但是程序上一点问题没有，符合法律的要求。但是，我们在这儿说说，媒体最好别报道。人大审批的预算是不可执行的预算，是不可审查的预算，是不可执行的预算，说难听一点也是不可监督的预算。十几万亿的预算，就在几个表上，几项大的支出，国防支出几千亿、教育支出几万亿、农业支出几万亿，这样的支出能够执行吗？它既落不到部门，使也落不到项目。人大通过以后，有财政部给各个项目部门下预算，财政部下的预算是细化的。其实按照预算法的要求，预算好了以后二十天以内财政公文要下到各个部门，甚至有些下到项目。不能细化吗？能细化，但是它往人大报了没有？最后你想想这个决定权是谁？是人大还是财政？这真是有问题的。所以现在预算法的要求要细化，一般预算要细化到项目。经济类的预算项目要管，以后还要更加细化，这是对的。只有这样的话，人大审批的预算才是有用的，才是必须执行的，才是可以监督的。向社会公布的话，社会也是可以监督的。不然的话公布了一年教育经费全国两万亿，报10%，谁知道你钱干什么用了？有没有效果？有没有浪费？符不符合群众急需？都看不出来。所以在预算的编制、预算的执行和决算的审批都要改革。刚才志勇说到一个国库存款，现在有4万6，到年底不会有这么多。现在简单讲一下，媒体上还在说年终突击花钱，实际突击不了，这个钱花不出去的。不是说我这个钱随便花，乱浪费了，不是的。大家都有误解，它是数字对数字的。比如说我到10月底花了10万亿，到年终一报决策花了14万亿，那么它就会认为一个月花了4万亿，那不就是乱花钱吗？现在我们编制决算有问题，我们编制的决算里的数字不是真正花的数字，它有一个权责划分制。现在国库里边可强也提出来要盘活，其实很难盘活的。为什么很难盘活？因为国库的钱都是有预算项目的。我给农业多少钱，给教育多少钱、给卫生多少钱都是有预算的。而且以前人大都报的决算了，但是钱没有花，你不花等于钱盘活以后拿回来，拿回来以后等于这个钱就作废了，跟以后报账就对不上了。最后真正拿过来做什么用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的预算编制不透明，下达预算不及时。有的到了年底才下预算，他怎么可能花得完？他只好下一年再花。但是有很大的风险在于这个项目滚两年以后没人管了，因为当年的预算还管不过来，那么前年的预算没有人管了。现在国务院预算改革也提出了一个要求，超过两年的结转资金还花不完我接受不了，这个已经警告了。但是它和决算还要有一个衔接的复杂问题。
预算改革当中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即法制。我们现在的财税法制很不健全。中央提出了一个税收法定问题，但是我们的税收基本上都是法规，但是是法律体系的法，宪法规定的国务院职权里面的第一条，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国务院有权制定行政法规。这是宪法的规定。国务院国家还没制定这个法律就制定法规，那不行，有的说是人大授权的，一授权授了好几十年？现在车船税法、个人所得税法都有立法，而消费收都没有立法，尤其是税收要立法。直接向老百姓收钱的问题很容易引起和老百姓的利益冲突，这个确实应该规范，对别的城市管理还好，环境保护还好一点，它和群众的利益还不是那么直接，这个从群众口袋里面掏钱真的是很要命的事。刚才我开玩笑我说中国人的观念初次分配给他少一点，他理解不到，但是掏出去跟割肉一般疼痛。现在更为严重的我不知道有多少项行政性的收费，搞不清楚，有的可能列入预算，有的可能没有列入预算，什么法都没有，政府发布文件就行，我们最大土地立项三万多亿，没有法，它是政府一个交易收入，因为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有土地，它是农民的土地，政府征过来了，再挂牌出去卖，这里面有一个价差，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办？确实应该立法。这个东西要不立法的话，政府和居民和企业之间的氛围关系永远不和谐。
第三，是税制体制改革到底怎么改？我不知道方向是什么，是简化税制？是优化结构？是解决重复纳税？也许都有。最基本的一个就是增加直接水所占比重，减少间接税所占比重。这个话说了很多年了，一直没有解决。征间接税容易，征直接税难，这是一个客观实际。我们的间接税都是家内税，1994年改革尝试过一半家外税，不行，干脆放弃了。老百姓不知道我们的衣食住行都交税，还以为是所得税才交税，因为它是暗的，如果变成所得税都是明的，那样老百姓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最明白的直接税是个人所得税，但是它是改一次降低一次，针对低收入者是对的，但是对于中高收入者，特别是企业老板一分钱挣不到。这是我们税收上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但是到现在解决不了，真正有钱的人得不到税，征企业可以，既减少它的利润又减少它的所得税，它两头都占着。怎么办呢？如果这个事解决不了，什么事都起不到调节作用。改革税我觉得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调节作用，调节经济结构和企业的迅速比较，这应该是它的基本目的，但是具体怎么操作，现在还不明确。
第四，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关系的核心在于事权划分。三中全会叫事权和支出责任。词变的好几次，最先是财力和事权划分，现在是事权和责任划分。有的大家都不理解，地方财力都不提了，我做了一个解释，我说这个东西你就往这儿理解吧，中央就是事权和财力，责任就是你。你拥有这个事权，你有拥有责任。中央政府承担决策的权力，你就要承担付出的责任，不能说你决策地方花钱，那不行。地方处理的事务归它的事它去花钱。但是如果对现有的收入结构不做一点调整，我觉得改变不过来。现在我们的转移支付规模太大，四万多亿，这个规模差不多占全国预算的1/4的，将近1/3，这个数字太大。如果大部分都是属于一般转移支付的话，所以均衡财力转移支付好分配，交给你了，这个省50个亿，那个省100个亿当然可以。问题是更多的是一半以上是专项转移。涉及到各个部门和各个行业，涉及到各个地方以后又涉及到好多项目。所以这个应该改革，我是觉得特别是像西部地区，像民族地区，它本来收入就不多。当然这些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既涉及到政府，也涉及到企业，涉及到中央及各个地方部门，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既急不得，也慢不得。按照财政部的计划是到2020年，如果真正推过去的话也不容易。1994年的改革是朱熔基带领我们跑了16个省份，将近一年，还没干其它的事，当副总理的时候就是跑这个事。当时讲改革比较单一，不是全面的改革，现在比那次的改革要全面和复杂，而且意义更加深刻。我期待这次改革能够成功，对我们国家的财政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谢谢。
另外当时的改革虽然解决了收入和地域划分的问题，但是没解决事权划分的问题，基本上延伸到现在。随着这些年政府的责任越来越重，包括二十年前政府不管的事情现在政府都管了，也包括民生。民生当时财力不足，政府的职责包揽不了这么多，现在都包了，但是直接支出者是地方政府，现在就有了地方政府责任越来越重，但是地方政府的财权越来越小的问题。我说的财权越小不是财力越小，财力不小，按照中央和地方支出的格局，中央本身的支出占15%-16%，84%-85%都是地方支出。但是大量的钱都是地方不可支配的，你要按照中央下达的要求给我配钱，这样就带来了问题。虽然转移支付有3万多亿，但是2万多亿都是地方支付。人大总是要求提高转移支付的比重，但是有很多地方是不可以跳级使用的。这个问题需要以后解决。再有地方体制改革没有提，而这是今后体制改革必须要提的问题。税制改革，按照1994年基本上解决了由产品税转向增值税的问题，有一个增值税抵扣这似乎比较合理，但是真正税制的优化当时并没有列入到议事日程。特别是我们提出很多年要加大直接税的比重，减轻间接税的比重，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这都是当时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评价它们不能说存在这些问题就是这20年的改革没有成功，这是不对的。有些当时没有认识到的问题，没有提出来的问题，现在没有解决的问题不那么归结为改革过程。其实我们要看一看最近几个五年计划，现在是“十二五”，你看看“十一五”、“十五”的规划，都会有深化体制改革的要求，但是都没有做，包括税制改革。为什么不做？不是不想做，而是情况非常复杂，做起来不容易，有些要伤筋动骨。所以这个事情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价。20年的我就说到这儿。总结20年的目的是解决今后的问题，今后改革的分担或者是任务，或者叫做责任，我相信比前20年还要重。去年三中全会做了一个深化改革的决定，其中把财政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支柱。越重要就越应该做好，要负起责任。经过一年来看，财税改革的大幕应该已经开启，好像开场锣鼓也敲了一阵了，但是戏还没有开演，大家都在等待主角登场，好戏还在后边。
这次改革，应该说它的内容、领域比原来要复杂得多。按照中央政治局通过的财税改革总体方案，第一步是预算制度。这是以前没有的。我要说句难听话，从解放之初到现在一直没有达标。其中部门预算搞了几年，现在成效也不是特别的明显。我赞成三中全会提出的八个字：全面规范，公开透明。这八个字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透明。不透明，一切都等于零，既不能规范，也不能全面，公开也是一部分。我们现在的预算每年是报人大审批，但是程序上一点问题没有，符合法律的要求。但是，我们在这儿说说，媒体最好别报道。人大审批的预算是不可执行的预算，是不可审查的预算，是不可执行的预算，说难听一点也是不可监督的预算。十几万亿的预算，就在几个表上，几项大的支出，国防支出几千亿、教育支出几万亿、农业支出几万亿，这样的支出能够执行吗？它既落不到部门，使也落不到项目。人大通过以后，有财政部给各个项目部门下预算，财政部下的预算是细化的。其实按照预算法的要求，预算好了以后二十天以内财政公文要下到各个部门，甚至有些下到项目。不能细化吗？能细化，但是它往人大报了没有？最后你想想这个决定权是谁？是人大还是财政？这真是有问题的。所以现在预算法的要求要细化，一般预算要细化到项目。经济类的预算项目要管，以后还要更加细化，这是对的。只有这样的话，人大审批的预算才是有用的，才是必须执行的，才是可以监督的。向社会公布的话，社会也是可以监督的。不然的话公布了一年教育经费全国两万亿，报10%，谁知道你钱干什么用了？有没有效果？有没有浪费？符不符合群众急需？都看不出来。所以在预算的编制、预算的执行和决算的审批都要改革。刚才志勇说到一个国库存款，现在有4万6，到年底不会有这么多。现在简单讲一下，媒体上还在说年终突击花钱，实际突击不了，这个钱花不出去的。不是说我这个钱随便花，乱浪费了，不是的。大家都有误解，它是数字对数字的。比如说我到10月底花了10万亿，到年终一报决策花了14万亿，那么它就会认为一个月花了4万亿，那不就是乱花钱吗？现在我们编制决算有问题，我们编制的决算里的数字不是真正花的数字，它有一个权责划分制。现在国库里边可强也提出来要盘活，其实很难盘活的。为什么很难盘活？因为国库的钱都是有预算项目的。我给农业多少钱，给教育多少钱、给卫生多少钱都是有预算的。而且以前人大都报的决算了，但是钱没有花，你不花等于钱盘活以后拿回来，拿回来以后等于这个钱就作废了，跟以后报账就对不上了。最后真正拿过来做什么用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的预算编制不透明，下达预算不及时。有的到了年底才下预算，他怎么可能花得完？他只好下一年再花。但是有很大的风险在于这个项目滚两年以后没人管了，因为当年的预算还管不过来，那么前年的预算没有人管了。现在国务院预算改革也提出了一个要求，超过两年的结转资金还花不完我接受不了，这个已经警告了。但是它和决算还要有一个衔接的复杂问题。
预算改革当中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即法制。我们现在的财税法制很不健全。中央提出了一个税收法定问题，但是我们的税收基本上都是法规，但是是法律体系的法，宪法规定的国务院职权里面的第一条，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国务院有权制定行政法规。这是宪法的规定。国务院国家还没制定这个法律就制定法规，那不行，有的说是人大授权的，一授权授了好几十年？现在车船税法、个人所得税法都有立法，而消费收都没有立法，尤其是税收要立法。直接向老百姓收钱的问题很容易引起和老百姓的利益冲突，这个确实应该规范，对别的城市管理还好，环境保护还好一点，它和群众的利益还不是那么直接，这个从群众口袋里面掏钱真的是很要命的事。刚才我开玩笑我说中国人的观念初次分配给他少一点，他理解不到，但是掏出去跟割肉一般疼痛。现在更为严重的我不知道有多少项行政性的收费，搞不清楚，有的可能列入预算，有的可能没有列入预算，什么法都没有，政府发布文件就行，我们最大土地立项三万多亿，没有法，它是政府一个交易收入，因为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有土地，它是农民的土地，政府征过来了，再挂牌出去卖，这里面有一个价差，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办？确实应该立法。这个东西要不立法的话，政府和居民和企业之间的氛围关系永远不和谐。
第三，是税制体制改革到底怎么改？我不知道方向是什么，是简化税制？是优化结构？是解决重复纳税？也许都有。最基本的一个就是增加直接水所占比重，减少间接税所占比重。这个话说了很多年了，一直没有解决。征间接税容易，征直接税难，这是一个客观实际。我们的间接税都是家内税，1994年改革尝试过一半家外税，不行，干脆放弃了。老百姓不知道我们的衣食住行都交税，还以为是所得税才交税，因为它是暗的，如果变成所得税都是明的，那样老百姓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最明白的直接税是个人所得税，但是它是改一次降低一次，针对低收入者是对的，但是对于中高收入者，特别是企业老板一分钱挣不到。这是我们税收上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但是到现在解决不了，真正有钱的人得不到税，征企业可以，既减少它的利润又减少它的所得税，它两头都占着。怎么办呢？如果这个事解决不了，什么事都起不到调节作用。改革税我觉得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调节作用，调节经济结构和企业的迅速比较，这应该是它的基本目的，但是具体怎么操作，现在还不明确。
第四，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关系的核心在于事权划分。三中全会叫事权和支出责任。词变的好几次，最先是财力和事权划分，现在是事权和责任划分。有的大家都不理解，地方财力都不提了，我做了一个解释，我说这个东西你就往这儿理解吧，中央就是事权和财力，责任就是你。你拥有这个事权，你有拥有责任。中央政府承担决策的权力，你就要承担付出的责任，不能说你决策地方花钱，那不行。地方处理的事务归它的事它去花钱。但是如果对现有的收入结构不做一点调整，我觉得改变不过来。现在我们的转移支付规模太大，四万多亿，这个规模差不多占全国预算的1/4的，将近1/3，这个数字太大。如果大部分都是属于一般转移支付的话，所以均衡财力转移支付好分配，交给你了，这个省50个亿，那个省100个亿当然可以。问题是更多的是一半以上是专项转移。涉及到各个部门和各个行业，涉及到各个地方以后又涉及到好多项目。所以这个应该改革，我是觉得特别是像西部地区，像民族地区，它本来收入就不多。当然这些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既涉及到政府，也涉及到企业，涉及到中央及各个地方部门，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既急不得，也慢不得。按照财政部的计划是到2020年，如果真正推过去的话也不容易。1994年的改革是朱熔基带领我们跑了16个省份，将近一年，还没干其它的事，当副总理的时候就是跑这个事。当时讲改革比较单一，不是全面的改革，现在比那次的改革要全面和复杂，而且意义更加深刻。我期待这次改革能够成功，对我们国家的财政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