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应对两次金融危机过程中，我国政府都采取了“保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使我国在全球经济受到巨大冲击的情况下，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保增长”是一把双刃剑，不能轻易出手。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与应对金融危机时相比，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很大的不同，还没有出现需要实行“保增长”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不能由“稳增长”转而变成“保增长”。
关键词 宏观经济 稳中求进 “稳增长” “保增长”
2012年，我国经济工作的总方针是稳中求进，“稳”就是要稳定经济增长速度，稳定物价总水平，稳定宏观经济政策;“进”就是要在深化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改善民生方面要有所前进。我们要毫不动摇地执行这一总方针。
正确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
2012年GDP预期增长目标订为7.5%的合理性。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十一届五次会议通过的《2012年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把我国今年的GDP预期增长目标订为7.5%，这是有充足理由的。
一是与“十二五”规划年均增长7%的目标逐步衔接。“十二五”规划确定的7%的增长速度，是在各个方面经过认真研究、协调的基础上确定的，是比较科学的、符合实际的。2011年(“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2%，已经为今后几年的发展打好基础，今后四年只要保持在7.5%左右的增长速度，就完全能实现并超过“十二五”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
二是考虑了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回落的实际情况。去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逐季回落。今年，在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国际经济环境严峻、国内经济面临许多矛盾和不确定因素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还要保持9%以上的高速增长客观上有很大难度。
三是为实际工作留点余地。7.5%只是一个预期指标，订得低一点有利于给各地、各方面减压。当然7.5%只是一个预期指标，执行结果可以高一点，也可以低一点。实际上，除少数地区外，多数省、市、自治区制定的发展计划，增长速度都高于7.5%。
四是宏观政策的一种导向。这一点是最重要的，目的是引导各地、各方面切实把工作着力点放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关注民生上来，而不要盲目追求增长速度，以利于实现我国经济长期平稳、协调、持续发展。
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争论。从前几个月执行情况看，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一季度 GDP增长8.1%，比去年的9.2%降低了1.1个百分点，比去年第四季度的8.9%也降低0.8个百分点。这应该是预料中的事情，各方面也能接受。
但是从四月开始，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其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下降到了10%以下，其中4月份为9.3%，5月份为9.6%。其二，财政收入增幅放缓，4月份财政收入增长6.9%，5月份为13.1%(按照财政部的解释，扣除银行业汇算清缴上年所得税后实际增长5%，比4月还低)。其三，物价显著下降，4月份CPI比去年同期上升3.4%，5月上升3.0%，1～5月上涨3.5%，这是大家所期望的。但是PPI下降幅度太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4月份同比下降0.7%，5月下降1.4%，环比下降0.4%，创2009年11月来的新低;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4月份下降0.8%，5月份下降1.6%，环比下降0.3%。PPI大幅下降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由此引起了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争论。大体有以下两种对立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回落，在回落中会逐步趋稳，这是预料中的事，是可以接受的。但在什么时候趋稳又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一季度已经趋稳;有的人认为二季度见底，三、四季度稳中有升。持这些意见的人认为，当前仍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方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进行微调，但目标是“稳增长”而不是要“保增长”。
另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与2008年四季度至2009年一季度的情况类似，有的人甚至认为当前的经济形势比那时还严重，弄不好我国经济要硬着陆，所以，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要由“稳增长”转向“保增长”，特别是要通过大规模增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因此，2万亿、3万亿，甚至新的4万亿等投资方案都在议论中。有关政府部门也确实在突击批项目，国家发改委又出现了门庭若市的热闹场面。
当前经济形势与经济金融危机爆发时的经济形势之比较分析。难道我国经济真的又面临应对金融危机爆发时那样的形势了吗?我认为，我国当前面临的经济形势与那时相比，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又有很大的不同。它们的相似之处有三点：
一是都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美国经济虽然有所回升，但是发生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目前这场危机还有蔓延之势，前景堪忧;日本经济本来就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受核电站事故的影响复苏受阻;主要发展中大国经济增速不同程度下滑，而且面临通胀压力。这些问题必然对我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尤其是对我国扩大出口带来重重困难。
二是经济增长速度都出现了下滑的现象。2008经济增长速度逐季下滑，一季度还高达10.6%，二季度为10.1%，三季度下降到9.0%，四季度下降到6.8%，2009年一季度见底，为6.1%; 2011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出现了逐季回落的现象，2011年一季度9.7%，二季度9.5%，三季度9.1%，四季度8.9%，2012年一季度进一步回落至8.1%。(如图1)
三是宏观经济政策都是由偏紧转向放松。2008年上半年，为应对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实行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2009年的第三季度，之后为应对进入危机，改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由从紧转向放松。从2010年四季度起，国家把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适当减少了财政赤字;去年，央行还连续六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三次提高银行的基准利率，收紧了银根，但从去年四季度开始，又适度放松银根，到今年五月已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最近又降低了存贷款利息。这也是由从紧转向放松。
但是与金融危机爆发时的经济形势也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有五点：
第一，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虽然回落，但是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相比较，回落的幅度和回落的原因都有明显不同。从回落的幅度看，没有那时的大。GDP一季度的增速为8.1%，比预期的7.5%要高0.6个百分点，比2008年四季度的6.8%要高1.3个百分点，比2009年一季度的6.1%要高2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工业更是如此，2008年第四季度，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只增长6.4%;2009年一季度只增长了5.1%，二季度只增长9.1%，上半年只增长8.7%，下降幅度远超过今年前5个月。从回落的原因看，虽然都是由于工业增长速度下降引起的，但是两次下降的具体原因又不一样。2008年和2009年，工业增长速度的下降主要是由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大幅度下降而引起的;而这一次工业增长幅度的下降，则主要是由于我国潜在的GDP增速回落和我们适当控制了一些前两年增长过快、过猛行业(如高铁等)的建设而引起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前工业增长速度的回落是符合政府调控预期的。
第二，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内需拉动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大幅度下降。2008年前的几年，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般在2.0个百分点以上，2009年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到-3.6个百分点，2010年也只有0.9个百分点。换句话说，近几年我国经济主要是靠内需拉动的，出口增幅下降会对我国经济带来一定冲击，但是不大可能超过2009年。(表1)
第三，经济增速回落没有对就业产生大的冲击，目前就业状况仍较好。美国金融危机刚爆发时，由于我国出口受阻，造成在东南沿海一带就业的2000万左右的农民工还乡。这次经济增速回落，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就业情况总的还很好。这一方面是由于近年来我国进入劳动力年龄的人口大幅度减少，平均每年增速减少500万左右，另一方面也由于这次经济增速回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压力是逐步释放的，加上中西部经济增长不错，不少人回乡就业，也缓解了就业压力。
第四，宏观经济政策虽然都是由从紧转向放松，但是性质和力度不同。应对金融危机之前，我们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为应对金融危机转而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从紧缩政策转向扩张政策，性质和方向发生了变化;这次虽然也是由从紧转向放松，但是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还是在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前提下的微调，是操作侧面的由紧转松。政府会不会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性质和方向，还有待观察。
第五，社会对国际经济变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思想准备也比过去要充分。企业、居民不会像2009年四季度和2010一季度那样张皇失措，社会上主张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呼声很高，对主张政府采用大规模增加投资的办法拉动经济的意见持批评态度的人越来越多。
我国当前并没有出现“保增长”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有很大不同，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不能由“稳增长”转而变成“保增长”。从文字表达看， “稳增长”与“保增长”只有一字之差，但从经济政策上看，却包含了政府对经济形势的不同判断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在性质、方向上的重大差异。
“稳增长”是在经济没有出现突发事件的情况下，政府为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而要实现的一种预期目标，一般都采取趋于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根据经济形势和追求的目标不同，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上又可以有多种搭配：如果经济运行比较平稳，经济增长速度适中，可以采取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双中性的)，即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偏高或偏低，可以实行“一紧一稳”的宏观经济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性)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较中性的)，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张性的)和稳健的财政政策。
“保增长”是政府为应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造成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大幅度下滑而采用的一种非常规的宏观经济政策，一般都采取强刺激的措施，通常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们通常称之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或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我国，除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外，还有产业政策、土地政策、房地产政策，有时甚至采用一些行政手段来配套实施，达到“稳增长”和“保增长”的目标。
目前，为了稳定经济增长，政府采用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笔者认为这是比较妥当的。当然，为了使经济增速在回落中逐步趋稳，可以适时适度对这种政策进行微调。比如，在财政政策上，可以对企业采取减税的措施，可以出台各种鼓励消费的政策;在货币政策上，可以采用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利率等措施。可以通过对宏观经济政策适时适度进行微调，增强稳定经济增长的力度，但是不能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性质和方向，更不能由政府主导，增加大量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力保经济高速运行。
首先，国际经济环境虽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利因素，但是并没有出现重大的突发性事件。美国经济虽然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很大，但是已经触底，经济正在缓慢回升。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虽然还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但是已经不是一个突发的新问题，其成因也很复杂，既涉及到欧元体和欧盟经济体制机制问题，也涉及到这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消费方式等深层次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才有可能调整过来。可见，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将是长期的，靠短期的“保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很难解决问题。
其次，我们还应该认识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了30多年，这是世界奇迹。目前，我国已经到了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那种政府主导、主要依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很难为继，要求我们必须从规模扩张向提高整体素质转变。实际上，我国的经济增速在1997年～2002年期间已经趋于平稳，保持在7.6%～9.3%之间，但在2003年～2007年这五年间却达到了10%以上的高速增长，这主要是受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增加投资和加入WTO等因素的刺激。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以后，各国都相继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增强。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也迫使我国必须放慢经济增长速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战略。今年我国经济增速适度回落，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应该大惊小怪。
第三，目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较大幅度回落，但还在合理区间，而且在回落中已经趋稳。不少经济学家都认为，现阶段我国潜在的GDP在8%左右，有的甚至认为只在7%左右。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实现的GDP是在潜在GDP的上下波动的，不能偏离太大，否则就会出现经济过热过冷的情况。今年预期增长7.5%，除考虑别的因素的影响外，也考虑了我国潜在GDP下降的客观实际。换句话说，只要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8%左右，都应该是合理的。今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速是8.1%，从四、五月的情况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增加值虽然有较大幅度回落，但是仍接近10%， 1～5月累计增长还达到10.7%。5月份工业增加值比四月同比上升了0.3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89%，说明工业生产情况已经出现企稳回升的迹象，6月份可能还会好于4、5月份。只要进行适度微调，工业增加值重新回到10%以上的增速并不难。而且一产、三产仍保持稳定增长，不会像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那样，出现GDP增速降到7%以下的情况。
第四，经济增速的回落使我国经济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CPI逐步回落，为实现今年把它控制在4%以内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产业结构特别是轻重工业结构有望得到一定程度改善，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能源供需矛盾特别是煤炭的供需矛盾，煤炭价格有所降低;一些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压力加大，被迫淘汰落后产能。这些迹象表明，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宏观经济环境正在逐步形成。
慎重对待“保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实行了两次“保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次是在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第二次是在2008年、2009年，为应对美国引起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在应对这两次金融危机过程中，政府采取了“保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使我国在全球经济受到巨大冲击的情况下，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也付出了很大代价。
一是加剧了政府主导、投资驱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以投资驱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投资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的主要动力，特别是进入“十一五“后这种现象更加严重。(见表2)
从“十一五”期间GDP的构成看，投资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上升，2006年占50.9%，2010年上升到69.3%;资本形成率2006年为41.8%，2010年上升到48.6%;从投资增长速度看，“十一五”期间投资年均实际增长21.9%，远高于GDP年均11.2%的增速;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看，2006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3.6%，2010年达到54.0%。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今后仍需要保持较高的投资增长速度，但是接近50%的资本形成率居世界各国之首，且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如此高的投资率。这种发展方式挤压了居民消费，造成了投资和消费结构失衡，造成产业结构失衡，使资源和环境难堪重负，使投资效益下降。这种发展方式是难以为继的，是我们调整经济结构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但是“保增长”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结构。表1的数据显示：2009年投资对经济拉动的贡献率从2006年的43.9%上升到了91.3%，上升了47.4个百分点;2010年投资对经济拉的贡献率虽然比2009年有大幅度下降，但是仍高达54%，比2006年上升10.1个百分点。
二是使投资效果系数大幅度下降。投资效果系数是衡量经济效果的重要指标，主要反映一定时期内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所新增加的GDP。近年来，投资效果系数呈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保增长的年份，下降得更加明显。(见表3)
上表的数据说明，在投资规模增大的同时，资本投入的生产效率却在降低，高投入、低效益的问题较为突出。部分资金投入后并未得到充分、有效地运用，投资资金的低水平产出，严重影响了投资效益和质量的提高。而且凡是“保增长”的年份，投资效果系数下降得更加明显，比如，1998年和1999年这两年分别只有19.1%和17.7%，2009年和2010年这两年分别只有12.0%和21.7%。其中2009年投资效果系数为12.0%，处于有历史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即每1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GDP只增加1200万元，比1996年减少了3320万元，比2006年也要降低一倍，即1亿元固定资产投入比2006年少增加1200万元的GDP。
三是增加了调整产业结构的困难。“保增长”所形成的十分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不仅造成了一些产能过剩行业现有产能的释放，而且还刺激它们增加新的产能，加剧了这些行业产能过剩的程度;同时，那些消耗资源高、产品质量差、污染环境严重、经济效益低的本应该淘汰的企业，也因此得以继续存活下来。这就进一步加重了调整产业结构的难度。
四是增加了潜在的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实行“保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意味着大规模的增加投资和贷款规模。前几年，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各级政府增加了数万亿元的投资，而这些投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举债的方式来筹集的。据统计，在地方政府的10.7万亿债务中，50%以上即5万亿以上是2009年前后3年内形成的。“保增长”的政策还使银行的贷款规模空前增加。有关资料显示，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各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总额几乎相当前三十年的总和。在这些贷款中，长期贷款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就使得潜在的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增加。
总之，“保增长”是一把双刃剑，不能轻易出手。我国目前还没有出现需要实行“保增长”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不能由“稳增长”向“保增长”转变。
注释
【1】本文表1~表3资料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
“Stabilize Growth” Cannot Return to the “Ensure Growth” Model
——Based on Analysis and Judgment of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Chen Jiagui
Abstract: In its efforts to respond to the last two financial crises, Chinese government have taken the macro economic policy of “ensuring growth,” which helped China maintain rapid economic growth while the global economy was seriously affected. However, “ensuring growth” policy is a double-edged sword and cannot be easily used. Comparing China’s economic situation at the moment and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re are similarities as well as big differences. There have not appeared an economic environment at home and abroad that warrants the “ensuring growth” policy. Therefore, the current macroeconomic policy—stabilizing growth, cannot return to the old “ensuring growth” policy.
Keywords: Macro economy, progress while maintaining stability, “stabilizing growth,” “ensuring growth”
【作者简介】
陈佳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主任，全国人大常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研究方向：工业经济、企业管理。
主要著作：《陈佳贵经济文选》、《中国企业的改革、管理与发展》、《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若干重大文问题研究》等。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时间：2012年08月23日15:36